至于记者们在媒体报道中对安内瑟的描绘，他对科金表示，他自始至终都非常赞赏她与H.M.的工作。包括她的前瞻性，若是她“介意任何我在观点、方法或者任何与项目有关的科学上，做了无功受禄的行为，都希望你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用一个恳切的和解的请求作为了结束语：“我希望这可以清楚地表达了我的科学和学术原则，以及你对我和我团队的一切期许。如果这种有潜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因为一些误会而失去平衡，那是非常耻辱的。因此，我希望这一切都可以避免。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我和我实验室，对这个项目有着绝对第一的热情。”

科金和安内瑟都将参加在2010年11月下旬于圣地亚哥会展中心举行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到了10月底，安内瑟还应科金的要求发给她了一些主题演讲所需要的图片。安内瑟还给了她一个U盘，里面包含了亨利内侧颞叶地带的表面影像。不过，他并没有将完整的切片表面影像，以及神经病理学检验的材料发过去。与此同时，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仍然在大脑观测所继续着与亨利相关的工作，比如处理切片、建立大脑的三维数字模型、开发关于网络大脑图谱的软件。安内瑟知道，他和科金之间有着难以化解的芥蒂，但他选择将其抛之脑后，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缓和的办法来化解这件事。

不过他们的这段关系已然结束了。只是安内瑟还没意识到而已。

2011年7月，安内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所在学院的领导威廉·布拉德利（William Bradley）收到了科金的一位名叫布鲁斯·罗森（Bruce Rosen）的同事的电子邮件。他供职于麻省总医院的马蒂诺生物成像中心。电子邮件抄送给了科金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同事们，而安内瑟则被排除在外。

“我想与你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且我想恳求你们的帮助，处理一个潜在的问题，即雅各布·安内瑟与麻省总医院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之间的问题。这个研究团队由苏珊·科金领导，她参与H.M.的研究工作已经近50年了。”这是罗森邮件的开头。他不仅抱怨了安内瑟拒绝他们获取“长远分析所需要的核心数据”，他还强调“已经有数篇有关这个大脑的社论发表，但这些文章却只字未提这个大脑的捐赠者以及捐赠方对这个研究的参与。这些当然导致了这种不利情形的发酵，甚至超越了科学的范围……至少可以说，这里的人都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商议着要用法律行动拿回大脑”。他要求布拉德利告诉安内瑟，“带着大脑叛逃，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然后他发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威胁：“我深感担心，”他写道，“我们可能具备更好的神经病理学知识来处理这颗大脑。不过我希望是我错了，这仅仅是一位年轻而没有受过专业指导的科学家，还未理解到这一系列行为将对他的科研生涯造成多大的损害而已。”

布拉德利回答说：“我想，我们只是沟通有碍，并不是雅各布带着物品叛逃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因为他的确还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我确实应该让他做出回应。我想这一切都会解决的。”

罗森在给布拉德利的回信中，又重申了科金与她的团队“为了让他归还数据以及大脑，已经努力了一年多了”。并且，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预期”。他还提醒布拉德利，他们的团队“正在展开法律行动，因为大脑在法理上是属于麻省总医院的，不过我相信，您将督促他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认为若是H.M.这种著名历史人物成为法律纠纷的对象，各方都会非常尴尬。”

2013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峰会中，各方就亨利大脑控制权所产生的冲突进行了谈判。会议在位于第五大道的西蒙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总部的八楼会议厅举办，由杰拉德·菲斯巴赫（Gerald Fischbach），也就是西蒙基金会的生命科学负责人主持。这个基金会被选为这场冲突的主持方，原因之一是这个基金会是一个中立的团体，在各大私人或公共科学基金会中，这个基金会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对亨利研究进行资助的团体。安内瑟和科金都出席了会议，同时露面的还有德纳基金会（Dana Foundation）的主席，这个市值2.4亿的机构，资助过H.M.过世后的大脑研究。出席的人员还有诸多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和理事人员，不过他们的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安内瑟和科金之间的不和上面。自罗森一年前收到电子邮件之后，情形并没有什么好转。事实上，他们的协商完全失败了。安内瑟和他在大脑观测所的同事们仍旧在继续工作，他们基于切片表面图像建立了亨利的大脑三维模型，还对这次切片进行了第一次术后检测。安内瑟还撰写并提交了一篇基于其相关工作的论文，刊登在一本叫做《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杂志上。到底是否应该保留科金所要求的切片表面成像，以及必要的组织样本还有待讨论（解决这些数据的所有权，是这次会议的一项关键流程），但安内瑟尚未和科金及其同事商议，就撰写和发表论文的行为，至少这一点就违反了学术礼仪。论文被提交给了四个同行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