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其中三个评议者都给出了正面的回应。而第四个审稿人是苏珊·科金。她收到了这篇文章不久之后，这次纽约会议就开办了。

在会议的前一周，麻省理工学院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管理层发送了一封官方信函，正式要求他们将亨利大脑的全部2401块切片交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他们会将之带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收入其心理研究所的大脑银行中。这个心理研究所由大卫·阿马拉尔（David Amaral）负责管理，他是科金的前同事。阿马拉尔出席了纽约的会议。神经病理学家马修·弗劳斯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曾经与安内瑟一起负责抽离亨利的大脑。同时还有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简·奥古斯蒂娜也出席了会议，她在努力写一些以针对亨利死后的大脑进行神经解剖学分析为基础的论文。

菲斯巴赫宣布会议开始以后，安内瑟进行了开场发言，他告知会务组，自己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起草一份适宜的材料转让协议，来解决这次争端。材料转让协议是一种合法性合同。一些重要的生物标本在机构之间转让时，通常会需要这种合同。合同能够确定转让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同时也会对所有权进行定义。当科金将亨利的大脑交给安内瑟时，并没有起草转让协议。科金只是在四年前，在捷蓝航空的登机口前，将装着大脑的冷却器交给了安内瑟，这当中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安内瑟在此告知组委会，他并不关心亨利的大脑最终安身何处，不过他想要确保，自己的实验室无论如何要获得公平与信用，还有对他们所投入的时间、金钱与劳力的肯定，并且他们所深陷的冲突不能对他的名声造成损害。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拥有着这个大脑，”安内瑟说道。似乎在那一刻，亨利大脑的最终归属问题（无论是留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安内瑟那儿，还是如麻省理工的要求，移送到戴维斯的大卫·阿马拉尔那里）可能会很快得到解决。

“那你接下来如何安排呢？”会议主席杰拉德·菲斯巴赫问道，“如果这块组织的最终所在并不重要的话。你现在要做出决定吗？或者由委员会决定？”

此刻科金打断道，“这不该由组委会决定。”她说，“因为这应该由大脑组织的所有者来决定。也就是麻省总医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我们的决定是，想要把大脑交送到大卫的实验室。”

“你是如何定义自己拥有这块组织的？”主席发问道。

“我们有一份大脑的捐赠证明。”科金说道。

她接着提交了一份证明的副本，那是托马斯·穆尼在1992年12月19日签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