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象，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对于大商人而言，他们是这些存货的直接所有者。如果不卖，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特别是那些专营美货的大商人，更是面临倾家荡产之虞。因此抵货运动发展到七月末，在一次商人们的集会上，对于抵货的手段，商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大商人请求得到政府和商会的帮助，售出那些手中的存货，要求“疏通”。所谓“疏通”就是要出售现存美货，与抵制、不用美货的初衷显然是矛盾的。与大商人不同，小商人们抵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们明确指出，流通就是破坏抵制，就是开时局的倒车。

双方的意见根本谈不拢，社会上的抵制热情越来越高；而商界，大商人的利益无法补偿。如此一来，运动的参与阶层便有出现分化的迹象。

显然，出现这种现象是陈文强所不愿看到的，也不符合他的利益。虽然煤化厂已经能生产一定数量的煤油，但崖州石化厂还在加紧兴建，要三个月后才能投产。也就是说，他需要时间，需要把美孚石油逐出中国市场，并取而代之。另外，还有纺织企业，挤压美货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是有益无害。

而且，运动只持续了三个月。远远没有令美国，以及其他列强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威力。更没有让国内民众意识到非暴力地抵制洋货是一种更老练、更成熟的武器，以后也会屡试不爽。

“上海存货大约在八百万美元，其他商埠呢，加起来大约也是这个数目，也就是一千五六百万。”陈文强首先与中侨合资银行的股东们进行了磋商。希望银行能够出手，暂时解决大商人的困难，使抵制运动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合资银行在这次运动中应该挺身而出，顺应民心，出资购买存货的一半，使大商人们能够先解决资金周转，并使这场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同时，这也是银行把业务网点再一次进行扩张的机会。”

“各地总存货的一半？七八百万美元。实在是太多了。”

“文强，这手笔确实太大，风险不小。我看不如选择重点地区，做做姿态也就是了。”

“我赞成阿德哥的意见。重点地区嘛，广州就不错，抵制热情最高，咱们又在那里建立了分行，顺应民心是应该的。”

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手笔很大，风险却不大。抵制运动不会是永远。多则一年，少则半年，买下的存货早晚会流通，但确实是压了很多资金。我看不如这样，广州既热情高，也还没有什么大商人打退堂鼓。咱们就先紧着上海。毕竟上海是首先发起者，这么快就退缩，名声也不好听。”

“即便是上海，所需资金对银行来说，也不堪重负啊！”顾问诺依曼估算了一下。说道：“二百万美元，这是增资扩股后能够动用的极限了。再除去其他用途，银行最多只能拿出一百万。”

“一百万？”陈文强想了想，扫视着众股东，笑道：“那就一百万，其余的我来想办法。诸位以为如何？”

“文强的面子还不值这一百万？”虞洽卿率先笑着举手，其他人对视一眼，也相继表示同意。

对于中侨合资银行的发展，陈文强是出了大力的，南洋侨商的注资，广州分行、昆明分行、琼州分行的建立，可都是他的功劳。再者，陈文强的名望，以及奇迹般的崛起，总让人有种信任仰慕的心理。

何况，陈文强还是什么人，青红帮大佬呀！事实上掌握着兴义堂，在上海滩的势力极大。如果他赞成抵制，那些想分化的大商人就要小心了，帮派人物的捣乱破坏可是足以使他们忌惮害怕的。

现在，陈文强还不想动用兴义堂这股力量，而是在筹谋着用比较正规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然，这正规的手段背后还有着狡滑的布置，有着更长远的计划。

就当时美国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来说，洋布、面粉、煤油，陈文强制定了一个分别的针对计划。

首先是洋布：他准备联系国内纺织行业的实业家，筹资买下库存的部分洋布，并加大生产力度，占领更多的国内市场。毕竟抵制美国洋布，对于国内纺织行业来说，是减少了竞争压力，是一个利好。

然后是煤油：陈文强要动用自身的资金进行收购，然后运到崖州石化，改换包装，打上自己的商标再转回国内销售。这样偷梁换柱后，虽然是白折腾，但既缓解了资金压力，又使自己的品牌占领市场，还给石化工厂的投产赢得时间。

比较难办的是洋面，进口的价格竟然比国产土米土面还便宜——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农民的生产成本就比西方同行高得多。这在陈文强拜见岑春煊时，便听岑春煊说起过。岑春煊所讲的是洋米洋面价格低廉，广东进口极多，即便闹灾，百姓也不愁饥饿。

当时陈文强并没有在意，但现在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并且要解决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

陈文强虽然没读过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不知道其中就讲述了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洋面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但他在上海滩却看到了成千上万破产农民的涌入，也知道经济危机，以及资本和商品倾销对一个国家的伤害程度。

歉收要饿死；丰收呢，自种自吃是可以，但要出售却竞争不过洋米洋面；低价出售来交赋税，就要赔本；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