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诸位可愿听从啊？”

几个盐商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在督署门前被炸伤的胖子费力地咽了口唾沫，吭哧着问道：“陈大人，这个，洋务娴熟，我等自然是钦佩备至的。可家财有限，盐引改票后，又损失巨大，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啊！”

“本官就是体谅你们的难处，方才建议你们转行投资。”陈文强象是很关切地嘘叹着，“道光年间时，陶澎于两淮行票废纲，多少总商因此破产？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本官思及此惨景，心痛，着实心痛啊！”

你心痛，我们是肉痛啊！一个年纪大的盐商暗自苦笑，开口说道：“陈大人苦心，我等十分感动，也愿听从大人的指导。只是不知，不知要捐输多少？”

“不是捐输。”陈文强摆着手，正色说道：“本官一向廉洁公正，可不象省城那些位高却贪鄙之徒。这里有成立公司，投资入股的相关章程，诸位可以细细阅看。如果相信本官的能力，那便请慷慨解囊，既为广东建设出力，又能转换产业，以为子孙百世之业。”

直斥贪鄙，就差把袁树勋的名字说出来了。众盐商心中凛然，都知陈文强已有办法，完全不惧袁树勋这个总督。

陈文强起身拱了拱手，转身而去。至于盐商如何投资，如何分红，能投资多少，那是手下的事情，他就不必再施压劝诱了。

断了别人的一条财路，再给别人指出一条，既能集资干大事，又不至于把人都逼到绝路上。但这看起来不错的办法，却是在陈文强的强横之下，有些强迫的选择。

对此，陈文强并没有什么愧疚。他的心已经变得冷硬，可以毫不留情地罗织罪名搬掉绊脚石，可以冷漠地看着罪犯的那些家眷哭泣着被强行迁走。在他看来，手段的暴戾残酷，换来的是更多民众的安宁，换来的是社会治安的日益好转。

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当陈文强想到这句话，并且认为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的时候，他又觉得心安理得了。没有办法，如果不施酷烈手段，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或者说办不好。粤汉铁路可能还陷于贪腐的泥潭，还在被顽固士绅纠集的乱民所阻挠；盐政改革可能已经半途而废，政府、盐商、民众依然是三方吃亏，陈文强的名声也将因此而下降。

所以，陈文强不能忍让退避，只能勇往直前，借助于所有他能使用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六章高调归羊城

警察、厘金、盐务正在被陈文强组合在一起，成为既分离又互相配合、协作的大的工作团体。

警察既管清乡，又管维护治安，还有厘金的收取；厘金局则有监督、核算功能，督办员坐镇警察局、所之中，掌管收取上来的厘金；盐务改革由警察的武力保证实施，而盐务局的巡捕船又划归水警使用。

一种交叉、协作的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精简了办事机构，但核心的保障依然是不断扩充的警察力量。武装警察，治安警察，水上警察，巡警，利用西南战场把广东军力抽调大半的情况下，陈文强把一个巡警总办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

这些还只是官面上的体现，在立宪风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陈文强作为宪政会的中坚，与广东的开明商绅还有一种紧密的联系。作为之前内定的广东咨议局议长，虽然陈文强让出了这个位置，但在正紧锣密鼓筹建的咨议局中的影响力却还是很大。

从官场到民间，陈文强具有着软硬两方面的实力，特别是在广东，因为陆路提督是吴禄贞，水师提督李准又与他交好，势力已经很难被撼动。况且，他还有着琼州这个大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即便是清廷，其实也奈何不了他。

而整个中国的形势也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革命军在西南的屡番获胜，立宪派的急迫催促，迫使清廷不得不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从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到一九零六年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再到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批准将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以使这个办理宪政的机构更加名副其实，并开始加速推进宪政。时间过得很快。

在宪政编查馆开展工作的同时，清廷再次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过，这一次考察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专门前往英国、德国和日本取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第一次出洋考察促成了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而达寿、李家驹等人的第二次宪政考察则让清廷决心以日本为蓝本。实行预备立宪。

而清廷之所以中意日本的宪政，一来是两国有着类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历史上两国也多有了解和交流，移植日本制度似乎相对可行；最重要的是，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也就是说。日本的宪政绝不侵犯皇家特权，颁发法典事先也无需接收公众的审评，皇帝公布宪法时，还仿佛是恩赐一般。如此一来，清廷当然喜欢了。

一九零七年十月，清廷在革命党的压力和立宪派的不断鼓噪中，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后称《筹备事宜清单》），并宣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

朝廷正式颁布宪法这种公开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不过，这个《钦定宪法大纲》模仿日本宪法的痕迹太重，未免有失体面，它的第一、二条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