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陈文强的判断，拿下上海可能并不需要苦战恶战，且上海华洋杂处，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一旦光复，对清廷的打击和震动则非同小可。

当然，宪政派的支持和参与，不仅对光复上海很重要，对整个革命发动的成功也相当关键。陈文强可以利用自己在宪政派中的地位和影响加以说服和引导，但时机却要把握好。而且，最好清廷犯个令宪政派失望着的大错，或者革命的发动取得一个首先的胜利，才更有利于宪政派的倒戈与合作。

就当时而言，新的利益集团的发展是被清廷容许甚至支持的，在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迈进了很大一步。但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其后果是什么呢？清廷显然没有料到，新思潮的发展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如果说在一九零八年以前，它还能够控制新思潮，并防止它们对原有的权力中心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的商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实的臣民，但是到了一九零八年以后，这些人的政治期望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将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更为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一方面帝国政府在压力之下前所未有地开启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新兴而起的士绅阶层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诉求。

而西南革命的持续，显然正在被宪政派人士充分利用，他们向政府进一步摆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坚定地与当局合作，但是需要满足他们进一步提出的政治条件。

同样，革命的宣传也正在被宪政派人士所理解和接受。共和嘛，也没什么不好，还是要有地方议员，还是要有国会，除了没有皇帝，结果似乎大同小异。而对于皇帝的感情，宪政派又能有多少呢？

而各省咨议局的选举产生，并没有令宪政派感到满足。即便是在开会选举过程中，成员们也在争取新的权利，并对咨议局的权力还要受到督抚的监督感到强烈不满。

而清廷却不想再作出让步，起码是暂时不想。如果使各省咨议局获得立法议案权，还可以对外提出保护主权议案，这无疑会使得咨议局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性质更加浓厚，而不是被官府牢牢控制、隶属于其的咨询机关。这与清廷的初衷显然是严重不符，背道而驰的。

……………(未完待续。)

第一百八十五章对宪政派的引导

对于一个坏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恰恰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中国尤其如此。不给统治者留条后路让他们安全退出，哪个统治者敢让步改革？特别是满清政府，他们是异族，手上沾满了鲜血。但是要给他们留后路，那些充满愤怒的受害者哪个会同意？这都怪他们造的孽太多了。

随着满清政府的进一步的衰退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行为，国人对这个已腐朽透顶的政权彻底丧失信心。

清末新政是这个垂死的朝廷所做的最后的努力，希望可以用改革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来来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这却是愚蠢的满清所未料到的。

清廷简短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其中有“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条文，与其说这是宪政，毋宁说这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外衣。

随后推出的《钦定宪法大纲》有很多抄自日本的《明治宪法》，而比后者更为落后，规定内政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专制，诠释了所谓“大权统于朝廷”的具体内容！很倒霉，满清显然选错了老师，想将日本那种垃圾的政治体制移植过来，却不知日本给亚洲各国在政治体制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光绪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1908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1916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别说九年啦，革命大发动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只有半年，最多也不超过一年。

况且，清廷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矛盾的一面，那就是慈禧沿自庚子事变后收拢汉人权力的集权策略。袁世凯被明升暗降，从直隶总督位置上被拿下。张之洞也是如此。

如此种种，都令宪政派感到不满。对于立宪派而言，资政院的设立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了立宪的希望，但他们一方面又无法接受九年的预备期，而且此时各地督抚也开始附议立宪派的呼声，要求成立内阁国会，缓解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压力。

因此，大规模的国会请愿活动久已酝酿，当部分满汉督抚也开始联名电奏。要求速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时，请愿活动便开始轰轰烈烈地进行了。

“什么，革党拉拢于你，革命成功要任命你为内阁成员？”张謇惊讶地看着陈文强，好半晌才低声道：“兹事体大，慎言，慎言啊！”

“张老。您可不实诚，我不信革党没拉拢你。没试探过您的意思。”陈文强不以为意地笑着，伸手指了指在座的几个人，“还有诸位，有名声，有能量，革党会放过吗？”

这里是位于繁华时尚的南京西路平行的幽静小马路南洋路上的一座小洋楼。名为惜阴堂。而惜阴堂主人，立宪派人物赵凤昌曾隐于张之洞幕后，对张之洞耳提面命，所以被人戏称为张之洞的一品夫人。

别看赵凤昌这个人在历史上或许不是那么有名，但却有着雄厚的政治势力。亦是宪政派的智囊。而惜阴堂呢，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