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之行的收获便是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安插了数名军官，自然，他也给了黎元洪好处，算是一种利益的交换。黎元洪当然不会想到，这些军官将挟持他、控制军权。

要想革命成功。或者说是顺利地在武汉三镇爆发并与北军形成对峙，粤汉铁路这条铁路线便是关键。

陈文强离开湖北。坐着火车进入湖南，在长沙稍作停留，与一些重要人物进行了会面和商议。

此时的长沙，正因为粤汉铁路的贯通而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牲猪和粮食本来就是长沙外销的大宗商品，郴韶段完工后，湘米销粤急剧增加。长沙粮食市场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而外省籍客商也看到了长沙的发展前景，到长沙设庄开店者日益增多，逐渐在商业、金融业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江西籍客商在金银首饰业居于翘首；江苏籍客商在绸布业实力较强；湖北、河南两省客商执药材业之牛耳；广东籍客商开西药业之先河；福建客商长于经营烟草等。如此种种，对长沙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管中窥豹，由长沙而知粤汉铁路沿线城镇都在发生变化。由闭塞到开放，由萧条到繁荣，虽然还不是一蹴而就，但也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长沙所驻的一标新军，刚刚与蔡锷的部队进行了换防，由衡阳调来，标统姜明经虽是张之洞指定，但新军却也是革党渗透的重点。这也是在新军中发展的一个思路，长官倾向革命，或者是革命党的，就不必着力在中下层渗透发展；长官暧昧不明的，便重点发展中下层军官或底层士兵，总要使其权力尽量不得发挥。

在长沙只停留了两天，陈文强又启程南下，赶赴郴州。

重心南移后，郴州便成了陈文强着力发展的重点地区，其地位逐渐上升，几与崖州相当。因为郴州地处内陆，正是革命军与北方清军对阵的后勤基地，自然非常重要。

几十万资金砸下去，陈文强又招商引资了几十万，郴州依托铁路，建设速度飞快，这个后世全球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正日新月异地绽放出光采。

煤矿、铁矿、锰矿、铅锌矿、钨矿、锡矿，还有金矿、银矿，以及莹石、石墨、粘土等，只是陆续勘探挖掘的矿产，已经让陈文强迅速收回了投资，更引起了其他人的眼红。

眼红是眼红，但却没人能夺过去。以前有铁路巡警保驾护航，后来在郴州又编练武装警察两千，其实就是为陈文强保护这一大片产业的。

炼铁厂、炼钢厂、发电厂、兵工厂等等，迅速地建起，迅速地开工投产，崖州调来的技术骨干，以及德国投资方派来的工程师，以最快地速度使这个工业区拔地而起。

郴州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诸列强的目光，对先拔头筹的德国工商企业又妒又恨，对陈文强的能力也不得不钦佩。同时，对陈文强的价值也是刮目相看。

而美国资本积极参与广东铁路建设，英国方面做出重大让步要修广九铁路，不能不说是出于综合的考虑，最重要的还是陈文强刻意造成的示范效应。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最积极地支持陈文强，不仅成功渗透进了英法的传统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在内地的开发建设中屡屡占得先机，获得的利益令人垂涎。

显然，支持陈文强是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的，这似乎已经可以定论。而凭着修筑粤汉铁路的惊人成绩，清廷已经有风声传出，川汉、浙赣等铁路有可能也要交给陈文强。谁让陈文强能筹措资金、能借外债而不挨骂呢。谁让朝廷和官府拿不出钱修铁路，商办铁路公司又迟缓拖延，难以动工兴建呢！

而陈文强似乎也是当仁不让，准备在铁路建设上继续大显身手。只不过，他在报纸媒体上发表了痛斥川汉、浙赣等商办铁路公司的贪污、侵蚀挪用，并向清廷上奏，请求政府介入，彻查种种弊端，并立停租股等害民之举。

没错。陈文强提出的整治办法合情合理，有理有据，但此时却不是时候。特别是川汉铁路，积弊最深，涉及到的人数最多，大到富豪，小到平民百姓，稍有不慎。便会激起民变。

而川汉铁路的建设，一直是大清国的重点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要想富，先修路”的经济驱动之外，这条拟议中的铁路也将成为对抗英、法在大清国西南地区边疆不断扩张蚕食的战略布局，现在更牵扯到西南剿平乱党的第一要务。

但是，一心雄起的大清国却尴尬地遭遇了致命的难题——财政没钱。于是，发动民间的力量就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川路公司尽管在创立伊始定性为国有企业。其资金却依然大多来自民间，而且是来自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这与其他铁路的民间资本主要来自商界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埋下了酿成大规模群体件而终至不可收拾的伏笔。

几年来川路公司终于筹集了近千万两的资金，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肌吸髓而来”，但离川路建设所需的五千万两资金还差得远，这便正好被管理层作为资本经营的借口，以便为这些资产“保值增值”。

而在投资另一国有企业重庆铜元局失败后，川路公司承受了二百万两的巨大损失，痛定思痛，余下的资金便被集中调集到了上海与汉口，进行相对保守的投资。

不管那相对保守的投资是否能保值增值，彻查之下，川路公司的巨额亏空必然大白于天下；而租股一停，更断了那些坐吃利息、中饱鲸吞的管理租股的不是干部的干部们。

而那些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