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村里，都是依靠宗族礼法的力量维持自治，几千年来已经约定俗成。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地方自治全盘否决，必然会导致社会基层组织的长期混乱。而且添设乡镇、村里各级政府，会突然增加大量官员，对人民造成严重负担，也使中央政府与人民之间多了道隔阂！

“贤弟既反对地方自治，又不愿诉诸武力；既希望加强中央集权，又想要议会选举。还憧憬建设国家、改善民生，只怕有些想当然了吧？”

孙元起顿时有些哑然。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如今孙元起身居高位，他说出的话无论对错，总会有人鼓掌叫好。时间一长，难免有些飘飘然，甚至胆敢对国家大政方针指手画脚，连孙中山、袁世凯也得侧耳倾听。其实呢？他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半吊子的物理学家，顶多比大家多一点现代科技知识和半点历史发展脉络好在这时候正在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即使是精英分子用西方理论看中国社会。也对这个时代缺乏明确认识。而且辛亥革命这一代人，年轻有激情，思想单纯。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所以孙元起大放厥词，还能忽悠到一批青年人。但在成熟的政治家眼里，无疑显得非常稚嫩！

什么是成熟的政治家？就是知道怎么说，还知道怎么做。像北京的哥，说出国内形势、政坛风云来头头是道。仿佛是国策顾问在指点江山，连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也要甘拜下风。但真要让他们做实事呢？别说县长、乡长。就是当个居委会主任，他们都玩不转！

孙元起半晌才点点头：“唐兄见教的是，小弟确实有些想当然了！”

唐绍仪道：“再比如贤弟希望实行分税制，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以确保地方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由支配权，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实业、改善民生。但贤弟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实行分税制，各地方政府会不会在议会中极力要求减少上缴中央的部分？在征收中央税收的过程中，会不会虚与敷衍、多征少缴？万一地方少缴、不缴中央税款。又该如何处置？

“可以想见，一旦推行分税制，各省必然以地方税收的名义巧立名目，设置关卡，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到最后，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粮食十之七八都被政府征缴；商铺工厂只要开门，就会面临数十种苛捐杂税，只能歇业大吉；省内外关卡林立，处处征税。造成商品流通不便，物价腾贵……如此一来，何谈发展实业、改善民生？”

孙元起有些汗颜：“是小弟考虑欠周！”

唐绍仪接着说道：“愚兄听孙逸仙说，贤弟曾建议中央政府军队国家化，即军队既不属于某一特定人士，也不属于某一政党派系，而是属于全体国民或国民议会。如果袁项城不同意，便退后一步，要求允许各省议会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贤弟能以一省都督身份，提出如此大公无私的建议，不愧被大江南北青年学子尊之为‘当代圣人’！

“如今各省只有咨议局，并没有议会，而都督手中已经握有军政大权。将来成立议会，必然在都督一力掌控之下。这样一来，军队名义上归各省议会所有，实际上还是都督自己的，只不过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军队国有之名，而行军阀割据之实，只怕与贤弟的初衷大相违背吧？”

孙元起觉得自己脸上已经开始流汗了。

唐绍仪这才话锋一转：“愚兄并没有责难的意思！贤弟以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去年年底才开始接触民政，纵使诸葛重生、萧何再世，也难免会有思路不周举措失当之处。何况贤弟在川陕一带谨言谨行颇有惠政？愚兄此番言论，其实大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愚兄之所以责全求备，是因为贤弟年未不惑已经名满天下，而且身居高位，难免有些骄傲自得，如果不稍加抑损，只怕会遇到什么蹉跌。

“贤弟既是前朝庆亲王内阁的学务尚书，又是袁项城内阁的学务大臣，还是南方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可谓举足轻重！如果没有什么蹉跌，你至少还可以在内阁里呆上三十年，在不远的将来，什么内阁总理、国家大总统，无不唾手可得！如果你能精通政务，擘画得当，不仅是四川、新中国党之福，也是全国民众之福！”

孙元起苦笑道：“谢谢唐兄抬爱，小弟实在愧不敢当！说到底，小弟只是个想从事教育的理工男，机缘凑巧才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对于国家大事一窍不通。您说的‘精通政务，擘画得当’，如今天下只有袁项城、孙逸仙等三数人当得，小弟现在、将来都不会在其列！”

唐绍仪摇摇头：“贤弟不要过谦！不错，现在环顾全国，确实只有袁项城一人最有把握掌控大局，孙逸仙等人还稍稍逊色。但是袁项城已经六十有三，孙逸仙也年近五旬，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们又能执政多少年？未来的政坛，终究是属于贤弟你的！”

孙元起道：“不过年青一辈，小弟还是更看好黄克强、宋遁初（宋教仁）、蔡松坡（蔡锷）等人。——本来陶焕卿、陈英士也是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们英年早逝，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损失！”

孙元起说的这几个人都是1874年以后出生的，像宋教仁、蔡锷都是1882年生人，今年正好三十岁，已经分别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和云南都督了，端的是锐气逼人！

唐绍仪微微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