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在中西方都有不少共同的故事类型。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伟大的人物总会有一个不平凡的童年，然后被附会上无数奇妙的小故事。

“如果你现在到我的故乡淮安，那里肯定也会有很多关于我的小故事，你能认为它们都是真的吗？如果不刻意批驳，这些故事将一直流传，直到数百年后被学者们写进课本。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这些历史是真实的么？事实上，我的青少年就是一个普通到被人忽略的学生，仅此而已！”

莫理循运笔如飞，记下了孙元起的奇妙言论。虽然他觉得这番言论很值得商榷，但他并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因为他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以及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需要完成。

他接着问道：“英伦民众非常感兴趣的另外一点是。你在1898到1908的十年里，对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电子学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成就足以比肩伽利略、牛顿，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人’、‘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但你在科学研究的黄金年龄，兴趣爱好却从科学技术逐渐转移到教育乃至政治上来，令全世界无数科研工作者为之扼腕。请问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江郎才尽’？”

孙元起道：“你可以认为我是江郎才尽，当然也可以认为我是在进行另一次厚积薄发。但不可否认，每位科学家都有自己最光辉的黄金阶段，过此之后就会走上下坡路。比如牛顿爵士躲避鼠疫回到林肯郡乡下的那两年，他毕生的杰出成就都发轫于此，以后再也难以超出那个范围。”

莫理循道：“那你为什么选择从事政治？从事政治和科学研究不是对立的么？科学界就不止一个人指出，你从事政治是误入歧途，是有史以来科研人才的最大浪费。”

孙元起道：“首先，不是我选择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我。而且我也不认为从事政治和科学研究是对立的。在我看来，从事政治和科学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人们遇到的难题，只不过一个是生活上的、一个是知识上的，两者并不矛盾。至于‘从事政治是误入歧途’的批评，我也认为有些偏颇。

“牛顿爵士晚年研究神学，算不算对科学的背叛？是不是科研人才的浪费？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会对自己刚兴趣的事物加以研究，不一定要局限于某一范围。或许在牛顿看来，科学和神学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从来没考虑过它们之间是否矛盾。我在面对科学、教育、政治的时候也是保持这种态度。”

莫理循停下笔：“约翰逊博士，我发现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非常喜欢用牛顿爵士举例，而你又被称为‘牛顿之后第一人’，由你一手创立的量子力学则是对经典力学最大的反动。请问你对牛顿有何评价？”

孙元起道：“毫无疑问，牛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我景仰的对象之一。我正是从学习他所发现的知识，渐渐进入科研之路的。”

莫理循心里暗暗想道，或许这篇专访的题目就可以叫做《约翰逊：终生仰望牛顿》或《先有牛顿，后有约翰逊》，想来可以吸引更多的英伦读者吧！随后，他重新拿出一张纸：“孙大人，下面我想问你一些政治问题，可以吗？”

孙元起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能够回答的问题我会尽量回答。”

莫理循问道：“去年十月，湖北武昌发生叛乱，随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导致统治中华近三百年的清帝国轰然坍塌。事件已经过去了数月，国内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国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陷入长期无政府状态。你作为中国现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请问你怎么看？”

孙元起揉揉眉头：“我觉得国外舆论有些危言耸听！虽然现在各省处于半独立状态，但我认为只要南北和议达成，尽快推行议会共和制，努力把政治斗争尽量约束在议会选举内部，而不是诉诸武力。经过三到五年的融合训育，中国会结束割据状态，成为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国家。所以，我们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莫理循又问：“虽然我没有英雄崇拜情结，但我认为要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就需要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人物充当总统，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作为其指导方针，建立一个融合美法两国制度、瑞士部分宪法以及大不列颠自由的共和国。”

孙元起自然明白莫理循的言下之意：“我至少部分赞同你的意见！”

“哦？”

孙元起解释道：“我觉得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一个强权人物，而是一个足够开明又具有统御力的政党。强权人物掌权之后，他会想方设法废除约束权利的议会共和制，在统辖全国过程中时时刻刻不忘诉诸武力。中国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变革，在加上外国列强的蹂躏，本来就病得奄奄一息，哪里还经得起这般折腾？如此一来，只会把国家弄得更糟。如果没有合适政党的话，退而求其次，那才是需要一个绝对权威的领袖人物。”

莫理循道：“现实情况就是，中国刚刚解除党禁，各种政党还处于萌芽阶段，根本难以承担起富国强民的重大使命。”

孙元起顺着他的意思说道：“所以袁项城是现在中国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也是中国的未来，——如果他不试图改变共和体制的话。”

“那你还有哪些不赞同的地方？”莫理循问道。

孙元起道：“至于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制度，我觉得应该根据中国眼下的实际情况来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