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依大人的看法，应该由谁来启蒙呢？”陈训恩问道。

孙元起答道：“我们通常所说的启蒙运动，是指在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著名思想家为代表的先智阶层，他们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积极推动启蒙运动向前发展。正是有了这批伟大的知识分子和先智之士，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引导法国走出了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黑暗时期。

“而中国现在呢？正处于一个缺少知识分子和先智之士的转型社会，除了严几道（严复）、梁卓如（梁启超）、章太炎（章炳麟）等少数几个，大多数读书人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储备都难以达到引导启蒙运动的要求。而且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差异。许多人罔顾社会现实和国家需要，只知道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政党唁唁而吠，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形成共识。既然他们连自己都启蒙不了，又何谈去启蒙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指望当前的读书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不能把引导启蒙运动的责任委之旁人。思来想去，只有依靠学校培养和社会引导，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造就一批足以肩负大任的知识精英。法国启蒙运动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获得成功，我们自然不能企盼中国能够一蹴而就，不过也不必妄自菲薄，相信通过一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可以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

陈训恩感叹道：“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啊！”

孙元起笑道：“应该说是‘知难，行亦不易’！就比如在‘启蒙什么’这个问题上，尽管欧美各国关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理论的书籍叠床架屋浩如烟海，但要从中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发展与民众需要的道路却也并非易事！上等人能根据中国当前实际情况，批判性吸收西方各种理论的优点，博采众长，惠国利民。中等人是见到西方的经典名著就动手把它翻译介绍过来，也不管是否合用，然后由国民挑选采择，自己不做任何评论。下等人则趋新骛奇，掇拾贩卖洋人的唾余，泛言空谈以博取名利，其实是一窍不通，误国误民。

“综观现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别说上等人，就是勤勤恳恳的中等人也寥寥无几，大多数都是略懂几个西方术语便夸夸其谈的西贝货。他们将自己在西方道听途说来的洋货夹杂着自己的想当然。在报纸、杂志或课堂上零售给一群恭顺而又没有辨别力的年轻人，只会造出一批又一批对欧美一知半解、对中国满腹牢骚的崇洋媚外者，如何能达到开启民智、涤荡愚昧的目标？

“我们既然要参与并推动启蒙运动，就要一方面开办中国政策研究院，调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理论。系统培养熟知中外情况的有为青年，研究实践出符合国情的特色道路；另一方面则创办《独立评论》，向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民众积极宣传正确的启蒙思想，严厉批判那些欺名盗世之辈。以此确保启蒙的正确与纯粹。”

陈训恩追问道：“除了创办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法子来启蒙？”

孙元起今天也是谈兴颇浓，当下答道：“世界上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宣传启蒙思想也是一样，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使用不同方法。不过面对不同社会阶层。我们的态度却应该保持一致，那就是要尊重民众，贴近民众，融入民众，从民众中来、到民众去中，与民众打成一片。不要以为自己喝了几瓶洋墨水，就可以高人一等。

“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一整套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处处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把老百姓当儿童看。认为民众无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只要接受自己的教育，跟着自己走，就能成就伟大。推进历史进步。殊不知他们这番举动，恰恰是反启蒙的。而且如此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进行启蒙，必然在底层民众中找不到回应，导致启蒙的失败。

“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让人成为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所谓的自由、平等，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力，而不是启蒙产物。我们要相信广大民众运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走出愚昧懵懂的状态。在此之前，我们宣扬启蒙思想、推进启蒙运动，只是让民众有一个认真思考的条件和机会，而非让自己成为民众的精神导师！”

国民党政府拥有那么多黄埔军校的科班生、旅欧留美的博士生，也积极推进民主进程、提倡新生活运动、尝试乡村自治，为什么最终还是被一群泥腿子打得落花流水，以致被赶到海岛上苟延残喘呢？原因万万千千，群众路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国民党政府中那群官僚、学者无论是穿着苏绸长衫，还是西装革履，总不愿和鹑衣百结的农民呆在一起。即便偶尔有几个异类，能够忍着脏臭和贫穷深入农村，却又难以摆脱心理上的优势，总感觉自己是高高在上，是在垂怜、施舍、赐教。内心如此，又怎能了解农民的疾苦与渴望？又怎能代表农民阶层大声鼓呼？当一个政府无法真正了解基层最普遍民众的心中所想、无法真正解决基层最普遍民众的生活困苦，那么这个政府就离死不远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陈训恩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