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但花费巨大、回报甚微，而且取得什么成绩也会归功到我这个教育总长名下，显然中山先生和同盟会不愿意干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活计。于是他们便用‘启蒙’来取代‘教育’。”孙元起随即又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启蒙’，可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幼儿、传授基础入门知识的启蒙，而是西方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启蒙’。启蒙与教育相比，教育的实施者一般是普通教师，而启蒙的实施者是思想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启蒙’明显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新知识获得新进步，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区别。”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性，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无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

第三三一章六亿神州尽舜尧

陈训恩道：“我们新中国党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稍胜同盟会，为什么不在兴办教育的同时提倡启蒙，反而让他们独擅其美？”

孙元起轻轻叹息道：“在前清宣扬启蒙思想，等同于大逆不道，敝人向来胆小如鼠贪财惜命，哪敢去干那种杀头的活计？相比之下，同盟会诸人在慷慨赴死这一点上确实胜人一筹，孙某自愧弗如！现在宣扬启蒙思想倒是没有多少风险，只是急切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手来操办此事，随便找个人来主持又怕弄巧成拙。最近我才决定函请梁卓如（梁启超）回国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准备以此为阵地，逐步引导民众了解自由民主，宣扬启蒙思想。都说‘触动利益的改革比触及灵魂还难’，启蒙运动则是既触动利益又触动灵魂，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工作都是水磨功夫，短期内难以见效，所以我们也不必与同盟会争一日之短长。”

陈训恩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孙元起又道：“说到启蒙，有四个根本问题难以绕过，必须给出恰当的答案，那就是给谁启蒙、谁来启蒙、启蒙什么、如何启蒙。先说第一个问题，彦及你觉得该给谁启蒙？”

陈训恩思忖片刻，不确定地答道：“上则各级官僚，下则全国民众？”

孙元起道：“各级官僚大半是既得利益者，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过程中他们未尝没有机会接触到启蒙，但终究没有改弦更张。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期望通过启蒙宣传，让他们弃暗投明？至于广大的民众，不能说他们是愚昧的大多数，至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没有消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缰索对民众的束缚之前，所有的启蒙都是徒劳。什么自由、民主、科学，甚至抵不上一碗米饭、几枚铜圆！”

陈训恩马上说道：“那我们就把启蒙民众的最初目标定为解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嘛！”

孙元起道：“与启蒙运动相对的一个名词是愚民政策，也就是《论语》中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毫无疑问。一群温顺的愚民远比一群有思想的聪明人更容易统治，所以很多统治者会故意阻扰启蒙思想的传播，让民众永远陷入愚昧状态。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肆删减《孟子》书中的民本思想；清朝顺康雍乾时期，更是大兴文字狱以消灭社会知识分子、巩固政权。删来删去。整个书卷内只剩下了三纲五常。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统治下的底层社会终于稳固下来，成为今天的局面。

“然而对全国民众宣扬启蒙思想，试图解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肯定会摧毁原有的稳定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这一点是我不愿意见到。当然，我是支持启蒙的，不过鉴于种种原因，我不希望中国在未来三五年间出现不稳的局面。所以在‘给谁启蒙’问题上，我希望是分批分次逐步推开。比如先给大中小学生提供启蒙读物，培育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是地主士绅、商人企业主给一定参政议政权力；接着是城市居民、工厂工人；最后是广大的农民和边疆地区。而不是不顾轻重缓急，一拥而上。”

——在真实历史中，类似于启蒙运动的五四、新生活、肃反、整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都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