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壮丁再走。故而围剿极其困难。上个月初，段芝泉暂署湖北都督，河南各部驻军重心随之南移，导致豫西一带防务空虚，白朗乱匪乘机北上攻占禹州。禹州号称富庶，距离省城又只有三四百里。顿时全省为之震动。

“张馨庵都督此次离开省城应该就是因为白朗乱匪之事。但他长处在于理财行政，素来不谙军事，平定白朗乱匪根本无须他亲自出马，顶多就是督促各营将领、筹备饷银粮草。他之所以这么急匆匆地离开省城，除了有战事紧急、大总统屡次催迫的原因外，更主要的只怕就是想避开孙先生吧？这就是所谓的假。”

其实林伯襄所言不确。白朗乱匪的伎俩除了在骑乘骡马这一点上剿袭捻匪外。——当然，这项技术更早的鼻祖应该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非捻匪的独创。但捻匪的伟大之处在于把这项技术汉族化，并在广袤的中原腹地大规模使用——其他主要战略都是中国自古至今所有巨匪一以贯之的，并非捻匪的专利。

自秦代以降，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十之七八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剧烈、贫民遇到灾荒劳役逃死无地，最后被迫造反。但首先举起义旗的绝大多数都是地痞、无赖、流氓无产者。而不是那些忍辱负重、昏昏噩噩的劳苦大众，也不是那些固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儒家信徒。所以太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道：“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这些混世魔王揭竿而起之后。响应者往往寥寥无几，因为普通民众总是苟且偷生的，但凡家里有一捧面、几粒米，便绝不愿意跟着这群十恶不赦之徒去干那掉脑袋的营生。那怎么才能让民众加入到造反的行列呢？摆事实，举例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是拿刀动枪，威逼利诱？

很显然，这些手段都太复杂，效果也不太好。再者，造反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那些混世魔王也未必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独门绝招，那就是攻下城镇之后不管贫富，都把所有的粮食财物吃光、抢光、烧光，然后裹挟壮丁再走。

被裹挟的壮丁最初必定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可是家里粮食没了、钱财没了、房子烧了、土地荒了，回去只有饿死，跟着队伍还多少有口饭吃，若是表现积极，甚至能捞得吃香喝辣的机会。混世魔王还会现身说法晓以利害：你们一日从贼，终生是贼，回去也会被砍头示众，还不如投靠我们努力拼杀，赚个封妻荫子的前程。——有时候，这并不全是谎言。

就这样，造反大军裹挟的壮丁越来越多，每到一地就如同蝗虫过境，赤地千里，鸡犬不留。最终结局只有两个：他们杀遍了天下人，造反成功；他们被天下人所杀，造反失败。但无论如何，结果都是全国人口骤减，土地、财产重新分配，之前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然后等待下一次大起义的爆发。

第三八九章文章不写半句空

杨永泰听说张镇芳是去平定白朗乱匪，心中顿时安定下来，又笑着问道：“军制改革之后，河南省陆军编成一个师又一个旅，共计三旅15000人，分驻豫东、豫北、豫南。此外，中央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南阳，镇嵩军计三团一营共计3000多人，驻扎在洛阳、陕州、汝州所属的豫西22县，还有前清巡防营改编的地方武装。现在全省兵力不下三万，而且大半都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北洋嫡系，如果他们要是真想剿灭白朗乱匪的话，只怕不费吹灰之力吧？”

林伯襄点点头：“白朗乱匪势单力孤，断难媲及当年的捻匪，而北洋军又远胜当年的湘军、淮军，想要剿灭自然易如反掌。但现在值得担心的不是何时剿灭，而是如何剿灭。如果北洋军打定的是以邻为壑、驱虎吞狼之计，那孙先生可就要小心提防了！”

走在前面的孙元起听到“孙先生”三字，下意识地回过头来：“伯襄校长，有什么指教？”

杨永泰连忙把林伯襄担心出现的情况告诉孙元起：“伯襄校长觉得张馨庵可能会用以邻为壑、驱虎吞狼之计，将白朗乱匪赶到临近的省份。大人你也知道，白朗匪军现在豫西一带，向北越过黄河便是山西，向西越过潼关则是山西，向南则是湖北的襄阳、郧阳一带，我们必须要小心提防才是。”

“有劳伯襄校长提醒，孙某一定会命晋、陕各省谨守门户，不让乱匪有可乘之机！”

孙元起在前世的历史教科书上并没有见过白朗的名字，所以对他也没有太大关注，更多的是把关注焦点集中在北洋军的后续动作上。严防他们趁火打劫。杨永泰、林伯襄的担心也大致如此。但在真实历史中，“白朗起义”却是民国初年一件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大事。

首先因为它声势浩大。这次叛乱从宣统三年（1911）十月开始，到民国四年7月白朗战死，前后持续达三年半之久，数次摆脱北洋精兵的围剿。期间转战河南、安徽、湖北、山西、甘肃五省，攻克过五十多座城市，几乎是所向披靡。

其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