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廿三，北京城闷热如蒸笼。

皇极殿内却寒意森森。崇祯高踞龙椅，面沉似水。御案左侧，堆着秦良玉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奏章、那封破绽百出的“密信”伪证，以及她亲笔写下的辨冤书；右侧，则是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连夜呈上的密报，厚达三十余页，墨迹犹新。

文武百官分列两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知道今日朝会非同寻常——皇帝已连续三日未上朝，此刻突然鸣钟召集，必有大事。

“骆养性。”崇祯开口，声音不大，却像冰锥刺入寂静。

“臣在！”锦衣卫指挥使出列跪倒。

“将你所查，当众奏来。”

“遵旨！”骆养性起身，展开手中卷宗，声音洪亮，“经查：礼部右侍郎钱士升，自崇祯五年至七年，收受四川布政使司参议赵光远贿赂，计白银一万八千两，黄金三百两，另有名画古玩十二箱。二人勾结，于川东战事期间，三次截留、延缓军饷输送，致使秦良玉部粮草不济，剿匪失利。”

朝堂一片哗然！

钱士升脸色惨白，扑通跪倒：“陛下！臣冤枉！这是诬陷……”

崇祯抬手止住他，示意骆养性继续。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启新，”骆养性翻过一页，“与钱士升为同年进士，结成党羽。崇祯六年，其子陈玉明在扬州强占盐引，逼死盐商汪氏一家五口，地方官府受理后，被陈启新以都察院公文压下方才处置。此次构陷秦良玉，陈启新负责联络言官，罗织罪名，承诺事成后，赵光远擢升四川巡抚，其党羽可分掌川东兵权、税赋。”

陈启新浑身颤抖，几乎瘫软。

“四川布政使司参议赵光远，”骆养性声音更冷，“在任期间，私加赋税，盘剥百姓，川东民变，此人难辞其咎。为掩盖罪行、转移视线，他一面纵容张献忠流窜，一面构陷剿匪将领。伪造秦良玉通寇密信，即出自其幕僚之手。另据查，赵光远在成都、重庆、宜宾三地，有私宅十七处，藏银逾三十万两，良田万亩，皆为贪墨所得。”

“够了。”崇祯终于开口。

他缓缓站起身，走下丹陛。明黄色龙袍的下摆拂过光洁的金砖，发出沙沙轻响。他在瘫软如泥的钱士升面前停下。

“钱先生。”崇祯用上了敬称，却让钱士升如坠冰窟，“朕记得，天启七年冬，朕刚即位时，你上过一道折子，痛陈阉党之祸，说‘朝堂若存门户之见，则国无宁日’。那时朕深以为然，将你从翰林院编修擢升为礼科给事中。六年，你做到礼部右侍郎，位列九卿。”

钱士升以头抢地，涕泪横流：“陛下……陛下记得如此清楚……臣，臣愧对圣恩……”

“你是愧对。”崇祯声音陡然转厉，“但你最愧对的，不是朕，是陕西那些易子而食的灾民！是辽东那些缺饷少粮的将士！是川东被张献忠屠戮的百姓！是秦良玉麾下那些血染夔门的白杆兵！”

他猛地转身，面向满朝文武：“而你们——你们当中还有多少人，像钱士升一样？嘴上喊着忠君爱国，心里盘算着党同伐异；奏章里写满仁义道德，背地里干着贪赃枉法！秦良玉在前线死战，你们在后方构陷！张献忠在屠城掠地，你们在算计谁能多分一杯羹！”

朝堂死寂，只能听见钱士升压抑的呜咽。

崇祯走回御案，拿起秦良玉的奏章：“这是秦良玉的辨冤书。她说‘臣一生征战，不惧马革裹尸，唯惧死于小人之口’。她说‘白杆兵可战死沙场，不可冤死诏狱’。她说‘若陛下疑臣，臣愿自缚入京，但求陛下容臣先平川乱，再领死罪’。”

他放下奏章，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一个五十岁的女将，丈夫战死，儿子早夭，带着侄子、族人，在川东群山中和张献忠拼命。她要的是什么？爵位？她已是二品诰命。钱财？石柱宣慰使司自筹粮饷大半。权力？她若真有野心，何不自立？”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她要的，不过是‘忠义’二字能对得起马家先祖，对得起身上这身戎装，对得起‘大明’这块招牌！”

“而你们呢？”崇祯的声音陡然拔高，“你们要的是什么？！是东林复社的清誉？是浙党楚派的权势？是江南盐商的孝敬？是漕运关税的分润？还是只要不是自己人，就可以不择手段踩下去，哪怕那个人正在为国流血拼命？！”

他抓起那封伪信，狠狠摔在丹陛下：“伪造边将通敌书信——这是灭九族的罪！你们为了党争，连这种手段都敢用！今日可以构陷秦良玉，明日是不是就能构陷孙传庭？后日是不是连卢象升、洪承畴，但凡不听你们话的将领，都可以用一纸伪信送进诏狱？！”

“陛下息怒……”几个老臣颤巍巍跪倒。

“息怒？”崇祯笑了，笑容里满是苍凉，“朕如何息怒？崇祯元年，袁崇焕杀毛文龙，朝中弹劾如雪片，朕压下了。崇祯三年，大同兵变，你们说是巡抚克扣军饷，朕斩了巡抚，后来发现是你们的人在其中挑唆。崇祯五年，孔有德登州叛变，你们互相推诿，最后杀了孙元化顶罪———”

他走下丹陛，步步逼近跪倒的群臣：“每一次，朕都告诉自己要忍，要以大局为重，要调和鼎鼐。可你们呢？你们把朕的忍让当成软弱，把朝堂当成市井，把国事当成生意！现在连前线血战的将领都要构陷——是不是等建虏破关、流寇围城的时候，你们还要争该由哪一派去献城投降？！”

这话太重了！百官伏地，无人敢抬头。

“骆养性。”崇祯转身。

“臣在！”

“钱士升、陈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