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往往只有相权抑制皇权才能使士人们得以一展其抱负，可又有哪个皇帝甘心将自己手中的权力交出，于是士人们和皇帝的明争暗斗充斥朝堂，党争也成了皇帝控制权力的工具。他可以通过支持或打压另一党，取得在朝中的话语权，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

到了本朝，士人集团经过经过靖康之变已经势衰，而一部分士人在女真入侵中的不齿表现也让人寒心，使得皇帝得以对士人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结束了持续百年的党争，并通过解决冗官和提高武人的地位的方式重现建立起文武并重的新政治格局。与此前相比相权被大大削弱，话语权降低。

此后的十余年中，皇帝通过不断的战争和一系列国策的调整，使大宋得以迅速摆脱战后的衰败，迅速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崛起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国。朝中也形成文武相制政治格局，皇权就成为平衡文武之间势力的重要砝码。而皇帝的文治武功为也其在朝野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无人能挑战其权威。

士人集团受的的教育使其并不甘心沦为配角，在经过最初的混乱后重新成为一个政治集团。但他们自知不是和武人结为同盟的皇帝对手，那么就只有暂时与武人结盟才能和皇权对抗，联手扑灭了‘让位风波’可以说是他们联合的尝试，那么这次文武一边倒的反对皇帝亲征就可视为共同挑战皇权了……

第三百六十四章警惕

正月二十五日年假结束，各衙门开印上班，大宋朝的头脑们在朝房中等待皇帝的接见，往日大家见面都会说笑几句，尤其是多日不见也该寒暄几句。可这个春节他们其中不少人都被皇帝折腾了一番，弄得狼狈不堪、心惊胆颤。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事情恐怕京城早已传遍了，所以大家见面都不免尴尬，事情又没法解释，索性都闷着吧。

而没有被皇帝拜访的人此刻心中也不平静，这倒不是他们犯贱，不被折腾心中不好受。他们是担心皇帝不知何时会‘拜访’自己，同僚们的遭遇也让他们心惊，可皇帝迟迟不到，这就如同坐着无底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沉，反而不如来个痛快的，是死是活就这一遭了，总比天天‘防贼’要轻松。可到了皇帝折腾了别人家，却没有来自己家，说不上是嫉妒，还是惶恐，总觉着心里不大得劲儿，和那些‘灾民’无形中多了曾隔阂，也不愿多言。

在沉默中众人终于等到了净鞭声响起，内侍高声宣诸位大臣上朝议事。大家急忙排班依次进入垂拱殿，此刻的心情倒是都十分迫切，因为谁都想知道皇帝这么做的目的，希望能从朝会上皇帝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答案……

赵柽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短板是不擅于处理政事，解决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因此必须依靠士人协助治理国家，这也是历朝历代的传统，到宋朝更胜。他如此也算继承了列祖的衣钵，承接了祖制。但是赵柽也明白让自己完全照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时。

一般来说，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第二种模式叫做宫廷的集权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第三种模式是**的模式，所有的决策，出于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士大夫虽能分享行政权力，但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朝野士人。

也许第一种模式对君主政体来讲是最理想的，可也是最难实现的，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反正在赵柽看来自己登基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那么做的。因此他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但官僚士大夫们却不是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因为大宋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使他难以实施独裁，这种制度即便在赵柽这个现代人看也是十分先进的，称之为封建君主制下的有限民主制也不为过。

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

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而政策的变化。地位的提高，使士大夫阶层经世理念得到加强。他们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

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且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

既然是共商‘国是’必然要广泛征求意见，但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