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听说过女皇帝，尽管因为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比较嚣张，但中国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在武则天看来，自家的屁股能不能坐稳，关键看能否及时剪灭异己，镇住这些不服的人。自古以来，聪明的统治者都谙熟人性的阴暗，用不着奖励，只要放手让人告密，就会有人跃跃欲试，试的人多了，自然人人自危，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能信任，原来密切的社会关系，就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再整治也就容易了。跟密匦制度配套的，是酷吏的严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出来的政治性案件，谈什么证据？只要有人告下了你，基本上就死定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真正的反叛，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也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更多的则是被冤枉之人。冤狱遍地的结果，是人人钳口、个个服气，不只反叛的危险消除，连不服气的念头都没人敢动了。也可以说，当年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要的就是营造这种人怀疑人、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等到大局已定，再杀几个当日过于专横的酷吏，安抚一下人心，她就可以放心改朝换代了。

不过，古代的中国毕竟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尽管是皇帝，如果刻意摧垮这样的信任，也一样会遭到强烈的抵制。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基本上只实行于社会的上层，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她把这一套强力推到下层，肯定会引起天下的纷扰。因为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管到每个家庭。当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都做不到，张良刺杀他，博浪一椎，然后大索天下也没找到行刺者。即便如此，在武则天实行密匦制度的那些年，仍然让官僚阶层很不舒服。在达到既定目标之后，密匦制度就慢慢废弛了。如果武则天一直这样做下去，恐怕她的统治反而会不稳了。告密固然可以整人，但却难以避免请君入瓮，被人如法炮制。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更不喜欢紧张，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人与人持续而强固的紧张，是会把人逼疯的。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5章作为替罪羊的“奸商”

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抬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团糟。糟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不乘抗战胜利的东风搞建设，而是大肆接收所谓的敌产。敌产的确定，就大有问题。按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当年留在沦陷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敌伪政权打点交道，不能说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敌产。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唯道德主义的旗帜下，大多数沦陷区的产业都成了敌产。而接收者，实际上是经过抗战八年，已经变得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以，接收变成了劫收，不仅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且接收来的产业都变成了国家资产，国民党政府因此成立了诸多国字号的大公司，什么中棉、中糖、中蚕之类。这些公司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都经营不良，在那个特别的岁月，干脆就无法运作。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经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停工，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

瘫痪的经济，却要支撑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由于战后英美的剩余武器大量涌入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一场突然到来的现代化战争，使得国共内战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内战，其耗费也是空前的。显然，残破的中国经济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立马物价飞涨。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连米都买不起了，民怨沸腾，工潮和学潮，都闹起来了。

当然，买不起米的市民，愤怒的目标首先是米商，这些人被骂为“米蛀虫”。而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招法，也是打击米商。当时，上海米业公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的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