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作为尚书的怀塔布和许应骙，四位侍郎只是跟着吃挂捞。虽然说当时的体制，尚书侍郎跟现在的部长副部长不一样，侍郎并非尚书的副手，尚书不代递，他们可以单独代递，但一般来说，很少有侍郎吃饱了撑的，会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得罪尚书的。

为一个主事而丢了官，又不是什么贪赃之类的大事，礼部六堂官多少有点冤。但是在变法之前，怀塔布和许应骙这两个宝贝，就已经吃过一回下属的瘪。清朝的惯例，凡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人，只要中了进士，就得分发六部。当年有一位文延照先生，就原本在内务府干得不错，中了进士，改到礼部做郎中，按资格排在前面，为领办司员。可是，此公在内务府当大爷当惯了，加上一口很重的鸦片烟瘾，根本起不了早。而领办司员又得经常与堂官打交道，堂官们往往坐着等到天黑也不见他的踪影，很生气，要开他的缺儿。丢饭碗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文延照没有托人求情，而是找了一天，天不亮就跑到怀塔布的家里，要求晋见。门子说，大人还没起呢。文延照大怒，在门庭咆哮，你说我迟到，今天我来了，你还没起，到底谁迟到！如此不公的堂官，早晚有人参你。如此这般，大骂而去。

骂完之后，你还别说，怀塔布和许应骥还真就没敢上奏开了此人的缺儿，经人说和，仅仅去掉了他的领办司员，依旧做他的郎中，还在某司掌印。当年六部的规矩，掌印者权重，但无需干活。这样的安排，正中文延照的下怀。当时的官场就是这样，有来头的下属，即使上司也惹不大起。碰上怕事的，也只好息事宁人。

以往的史家，论及礼部六堂官事件，都以为怀塔布和许应骥是顽固派。其实，他们只是因循保守而已，说白了，无非是俩混日子的高官，多少还有点怕事。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满朝皆是。不肯代递王照的奏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真的视王照要求皇帝出国考察的言论过于“狂妄”，那个年代，皇帝怎么能出国访问呢？出了国，尤其是到“敌国”日本，不就是陷君父于险境吗？这样狂妄的言论从他们部里出来，万一皇上不高兴了，他们不也连带着麻烦？对他们来说，跟违抗皇帝旨意比起来，效忠更重要，或者说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冒风险更重要。不错，他们这样的官僚，对于变法的确充满了疑虑。但这种疑虑与其说是出于顽固，倒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在他们看来，宦海沉浮年头多了，怕的就是变化，不变，自己后面的路很清楚，该怎样做也很清楚，但变了之后，就一定有许多不定因素，说不定会危及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下属咆哮，完全可以忍，可以妥协，但是这样的咆哮如果是为了变法，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变法建议，就难免要阻扰一下。他们这官做到一定份上，大体就是混日子，任何一点风险都经受不起。没想到的是，前一个郎中的事儿平息了，后一个主事的事儿却栽了。

好在戊戌变法很快就结束了，礼部六堂官也官复原职，整个朝廷又继续因循下去，直到混到八国联军入侵，他们才混不下去了。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8章刺马案的人工迷雾

张文祥刺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疑案。张文祥就是张文祥，一个干过捻军，也干过太平军的刺客。而所刺杀的马，是当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在校场阅操完毕，在返回衙署途中，为埋伏在路旁的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朝廷调动了曾国藩在内的多名大员审讯勘察，折腾了半年，才算结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笔记，言人人殊，民间则编出了京剧、弹词、评话、文明戏来演绎，越说离结案的结论越远。死后被朝廷立了专祠祭奠的马新贻，在民间的口碑，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负义，贪生怕死，还因好色而谋害结拜兄弟，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员自太平天国造反以来，折损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党人没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还真是少见。两江总督又是跟直隶总督一般分量的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大员突然遇刺，引人关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从晚清哄传到民国，长盛不衰，跟这个案件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喂过，行刺过程干净利落，在重兵护卫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毙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审理过程中倔强不屈，无论怎么动刑都面不改色，直至最后凌迟处死，一声不吭，绝对是一条汉子。这样的汉子，按情理，不是职业杀手，就是英雄好汉。在人们的期待中，无论如何，此案必有蹊跷，即使没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国藩这样的老江湖、老宦场，在接到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审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说起此案时，也认为此案“甚奇”。然而，审理结案的结论却跟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没有找到主使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过是一点私人恩怨。那个时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审讯不公开，结论也无从讨论。所以结案之后，人们更是议论纷纷，传言四起，相关的演义事业自然就更发达了。当时又已经有了租界，在别的地方演恶心马新贻的戏可能被禁，但在租界里演，谁也没办法。

此案的结论，从最初江宁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