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久久地站在屋前，环视着这如自己人生一样悲凉的图景呢？也许，他还想从这永恒的自然中寻找到心灵的慰藉，可是，“人与自然的冲突最大表现就是自然对人的沉默和不屑一顾”。（刘士林《中国诗学精神》）于是，面对寂静的群山和满山的飘雪，诗人有些尴尬，因为他察觉到自己的落寞过于渺小过于矫情，无法与过于博大过于久远的自然构成平等的对话平台。于是，还是回屋，睡吧。

也许，就在睡梦中，犬吠声和柴门打开的“吱呀”声惊醒了诗人：是主人回来了吗？裹挟着满身的雪花，带着一身的寒气，呵斥着没认出主人的看家狗，叫家人端上烫热的酒，询问今天投宿的客人是什么样。于是，简陋的屋里顿时有了生气，有了温馨，这生气与温馨由于苍山和风雪的衬托更显得可爱与珍贵。诗中没有说诗人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如何反应，是猛然坐起，出来与主人相见，还是缓步出房间，优雅地询问“能饮一杯无”，但是，这声音给诗人带来的温暖却是可以触摸到的。诗人曾经是一个“魏阙心常在，随君亦向秦”（《送王员外归朝》）的积极入世者，但是现实的残酷和人心的险恶却使他成为浪迹江湖的逐臣。在贬谪途中，他也曾有过无数的牢骚和抑郁，“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长沙过贾谊宅》）但是，宦途的失意，在这个帝国实在太常见，太普通了，个人的悲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很快被冲淡，被遗忘，而在自然中，诗人更是无法找到疗伤的良药：自然太大，自然太长，如蜉蝣一般的人生际遇，在这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面前实在渺小得可怜，渺小得滑稽。

于是，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寒夜，随着突然响起的犬吠，随着那“吱呀”的柴门声，诗人的心从悲凉和沉郁的海底浮上了水面，在风雪中流浪的诗人，在一个贫寒的屋檐下找到了久违的温暖与期待，找到了疗伤的真正良药，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它不在经史子集中，也不在自然山水间，只在那一扇稀疏简陋的柴扉内，在那顶没有任何装饰的白屋中，在寒夜中，永远为夜归人点起的那点烛光下。

由魔而入仙的诗人韦应物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政治社会的分水岭，也是很多唐代人，包括唐代诗人人生的分水岭。战乱前，他们被召集在帝国高高飘扬的旌旗下，畅饮时代和人生的琼浆，用酒神的光辉照亮自己的前路。战乱之后的很多诗人则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刚从安史之乱战争的恐惧中走出来的人，惊魂未定，很自然会采用低调来看待生活，把立身处事的大原则从心上摘下来挂在身上，以便要用时能用上，又不致坠得人心动过缓。这是八世纪末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唐之韵》

韦应物就是这样的诗人。

韦应物，长安人。出身豪门大族，从小颇有纨绔之风。从天宝十载（751年）至天宝末，韦应物以三卫郎官职为玄宗近侍，常出入宫闱，扈从游幸。这段时间的韦应物，应该是骄横跋扈，颇有些魔气的。在他晚年回忆这段生活的诗中这样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诗人毫不隐讳年轻时，仗着皇帝恩宠，多为不法的劣迹：袒护罪犯，操纵赌局，调戏良家妇女，已近乎无恶不作了，由于他是皇帝近侍，即使犯罪，官府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此时的韦应物，根本是没有工夫读书的，“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盛世造就了天才，也造就了许多浮浪子弟，韦应物应该就是这种浮浪子弟中间的一个，如果不是安史之乱，也许，他还会这样一直混账下去，直到末日。

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到蜀地，韦应物流落失职，玄宗去世之后，他更是明白，自己的幸福生活到头了。“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此时的诗人，刚好十八岁。十八岁开始折节读书的韦应物在不长的时间里，竟然就以诗名为时人所重，后人评价他说：“独（韦）应物驰骤建安以还，各有风韵，自成一家之体，清深雅丽，虽诗人之盛，亦罕其伦，甚为时论所右。”（《唐才子传》）

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鄂县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所以后人经常称他为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从耀武扬威的皇帝侍卫转而成为一方百姓的地方官，韦应物的变化是巨大的，大概是贴近民间疾苦的原因，他早年的暴戾之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百姓深深的同情和对自身的警醒。韦应物老来疾病缠身想归隐田园，又想到治下有百姓流亡，自己失职，有愧于朝廷俸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早期号歌大呼的酒神精神已经失去了踪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日神精神开始浮出水面。

但是，韦应物又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官僚，他把陶渊明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作诗“效陶体”，做人也要“慕陶”甚至“等陶”，因此，有人认为，唐代诗人中，只有韦应物才是陶渊明的嫡传弟子。因此，韦应物成为中唐山水田园诗派著名诗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后人评价是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他的诗作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应该就是这首《滁州西涧》了。

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