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进行这场影响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至于同盟国的援助，以及根据陆战法对被占领土地的资源利用，则都是次要因素。

陆军和海军一定要不断地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借此保持其战斗力。

国内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一定要处于坚不可摧的状态。如果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遭到损伤，一定会带来严重后果。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就越大，困难也会越多，同时，这对增强陆、海军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要求也就越发急迫起来。

国家一定要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充分保障人员和物质力量（今天，我认为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对于后方而言，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后方不但是我们备感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还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长盛不衰）。

只有这样，我们的陆军和海军的精神才会保持高昂，其战斗力才会长盛不衰。

人民力量的强大，能够供给军队源源不断的力量。事实上，人民的力量与军队的力量已经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民的战斗力。这就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局面：国内处于一种为战争而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政府和首相一定要对这种生活和工作进行指导，使之长久地保持生机勃勃……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像今天这样强烈要求全体德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德皇而战……所以，政府的工作和行动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唯一的结论是：战斗力源自于国内，表现在战场上。

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政治、政府及人民原本应该在世界大战的危急时刻完成。但是，在人民因为作战行动、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时，要想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却要困难得多。

我认为，未来战争一定会在精神、体力和物质力量上，向人民群众提出与世界大战完全不同的要求。在将来，军队对人民，尤其对人民精神团结的依赖性，一定不会呈减弱的趋势，相反，会远远超过世界大战时的程度。

世界大战期间，敌国始终采取一切手段摧毁德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同样道理，我相信在未来战争中，敌人除了消灭我国军事力量外，也一定会将瓦解我人民的精神团结作为目标。

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这种强有力的作战手段（攻击敌人的后方战线）的威力，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亲身领受，为何我国就不能利用这种作战手段呢？敌人使我国人民的精神团结遭到动摇，为什么我们不去动摇敌国人民的精神团结呢？这种斗争应当先从国内开始，经过中立国抵达前线。不过，现实是，德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对敌国居民进行粮食禁运。

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针对整个民族是总体战的目标。在既定现实的影响之下，战争本质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按照规律，政治本身将发生变化，政治的任务范围将随之扩展，政治必将和总体战一样，具备总体战的特性。

为了使一个民族在总体战中的力量最大化，政治不但提出维护民族生存的力量的口号，而且要极为重视民众为其生存在各个生活领域（包括精神领域）的需求。

对一个民族的生存而言，战争是最大的负担。所以，总体战一定要在和平时期就为战时的民族生存斗争做好充足的准备，稳固这种斗争的基础，让它牢不可破，让它不会在战争的危急时刻发生动摇、出现裂痕，甚至被敌人摧毁。

既然战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都应当被推翻。战争和政治都要服务于民族的生存，但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所以，政治理应为战争服务。

人民群众越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他们的种族意识就越能得到激励，进而人民群众对民族生存条件的认识就会更加清楚、全面。此外，人民群众对政府那些无视人民意愿而争权夺利的野心和政治手段的洞察力就更加敏锐，就更加会从自身产生一种谋求民族生存和理解总体战需要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直接成为种族政治并自愿为作战服务，因为二者具有相同的目标：维护民族生存。

[1] 甘必大，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9月大革命后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甘必大领导由民众参加的所谓新军进行军事抵抗，击溃了包围巴黎的普军。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

[3] 在世界大战中，美国派出庞大的军事力量到欧洲战场对德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就具有殖民战争的特性，因为美国人认为金钱能够拯救世界资本家。

第二章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

军队扎根于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往往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上：体力、经济和精神。此外，人民力量还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

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精神力量不可或缺，它能够让军民休戚与共，一致对外。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既不是始于昨天，也不会终于明天，它是一场旷日持久、没有期限的大事。现在，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训练，不过，只有精神团结才是决定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的核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