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也参与进来，企图获得决战的胜利。

对此，我先是击败罗马尼亚军队，进而击垮意大利军队。但是，这些胜利对决定战争胜负根本不起决定性作用。1918年，我在西线进行一次决战，希望通过决战来决定战争的胜负。我调集重兵攻打敌人薄弱之地，并将敌人击败，但是最终因为兵力不足，而不能持久作战。

我们的敌人由于美国的参战获得了强大的生力军和数量极为可观的军事装备，他们凭借优势装备对德军发动猛烈进攻，造成德军无法坚守阵地，被迫撤退。直到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撤退回国，我军最终落得了和保加利亚和奥匈军队同样的下场。

如果当时德军再度坚守坚固的阵地，那么敌人能否在西线对德军实施进攻？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一句话，战争的胜负常常不是通过纯粹的会战，而是通过革命来决定的。

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战斗的胜败便无济于事。战争的这种结局符合总体战的本质，符合今日人民的精神状态。但是，总体战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实施过。然而，面对一个精神坚强的民族，战争胜负却只能通过会战（消灭其顽强不屈的军队和精诚团结的民族）来取得。就算出现这种情况，它的幸存者依旧能够唤醒当代人和子孙后代起来维护民族生存，让两代人同舟共济，共赴国难。

[1] 即英布战争，也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19世纪在南非建立奴役黑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英国为夺取该地重要矿藏，意图吞并这两个国家，于1899年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1902年媾和，两个国家被英国吞并，1910年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2] 作者时任西线第2集团军司令部军需长（相当于副参谋长，负责后勤事务），1914年8月任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德军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

[3] 我列举的这些数字均指过去，和平时期骨干力量越强大，动员也就会进行得越迅速。法国的常备军就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好战斗准备。

[4] 我必须强调指出，1914年8月我并未考虑过这一方案，绝不像柏林大学教授瓦尔特·埃尔策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后来散布的关于我的不实之词。

[5] 法国城市，今称蒂翕维尔，地处洛林地区。

[6] 如1914年，俄国骑兵师侵入东普鲁士便是意料中之事，但我们也未从中受益。

[7] 这种部队是没有办法通过汽车来运输的。不过，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某些地区为了防御敌人突破或者突袭（在实施机动防御时），作为一种在局部地区采取的措施，汽车和公路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8] 波兰城市，今称格涅兹诺。

[9] 波兰城市，今称伊诺弗罗茨瓦夫。

[10] 一种小型昆虫的通称。其成虫寿命极短，一般在数小时至一周间，大多朝生暮死。

第七章 统帅

我们所说的统帅，指的是那些为维护民族生存，用他的头脑、意志和心灵来领导总体战的人。统帅所担负的职责，其他人不能越俎代庖。他既是指挥战争的人，也是他本人思想或意志的执行者。如果说，对他而言作战指挥不过是茶余饭后之事，那么这种人就不能做统帅，因为他的各方面才能都跟这个工作最艰巨、要求具备最卓绝的才能和最坚强的意志的职位要求不符。相反，他会亵渎统帅的庄重与伟大。

具有统帅之才的人，应该位列军队中的最高位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将百害丛生而无一利可图。

只有位居最高位置，统帅的言行才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敌人，维护民族的生存。统帅的决断和意志的权威性一定要遍布各个领域。对于我们所说的领导总体战的人，能否配得上统帅这个称号，只好等待战争去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平时的理论家或天才在战时却表现得碌碌无为，与统帅的要求相差甚远，而有些人却能够在战争中一展风采。

腓特烈大帝是一位专制君主和统帅，他是统帅的标准。自腓特烈大帝去世后，“统帅”一词对人们而言，则含糊不清，进而对作战和人民造成伤害。[1]在普鲁士王国，威廉一世既是国王又是军队最高司令。在威廉一世的麾下，总参谋长即冯·毛奇伯爵，统领作战事宜，他所起草的指令都以威廉一世的名义下发；国防部部长冯·罗恩伯爵，全权处理军队行政事务。此外，俾斯麦侯爵，作为政治领导者，处理政治相关事宜。

这种多头体制隐藏着危险。但是，在当时，这种体制并没有给普鲁士带来严重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威廉一世对这些伟大的人物委以重任，而这些人又为威廉一世的威望所折服。

因为受到君主政体这种传统的影响，人们便没有认真考察这种军队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并不认可毛奇元帅的最高司令之职，结果矛盾时常发生，进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作战指挥的重要性。军队效仿最高统帅部，除了设置主官外，还添置了参谋长一职。在这里，参谋长既归司令官或者军长统管，又受到总参谋长即统帅的约束。

对那些意志坚定的将军来说，这种制度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困扰，但是，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将军来说，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