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将军都具备意志坚定的品格，和平时期是这样，战时则更是如此。于是，一种非常不健全的体制出现了，并在世界大战中暴露无遗，其中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第3届最高统帅部的组成则最为突出。

各集团军参谋长在其就职之日，可能没有想到，按照规定的方式，用自己的职权向指挥官提出建议并呈递司令官批准实施实际上是种不正当的行为。在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任命下，我作为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时便是如此。在上级命令中甚至有“拯救东线”的话，我按照这一条指令，在东线尽我所能，行使参谋长的全部职责。

对于参谋长这个职位，我从来没有轻视过。我在《坦嫩贝格》和《受世界大战审判的“低贱的”战史》两书中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简单的论述，同时，我还提到，我曾向总司令和军事内阁首脑表示，在我全力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上级不要人为地制造困难。总司令也认可了我的想法，同时我也按照上下级关系行事。

如此一来，在东线指挥作战的最高长官不是总司令，而是参谋长，而作战行动则充分体现了参谋长的意志。

假如说，这件事情能够作为证明权责不清会带来危险的事例，那么1916年8月29日第3届最高统帅部的组成则更能说明这种问题。在最高统帅部内，德国皇帝是名义上的陆、海军总司令，而冯·兴登堡元帅是陆军总参谋长，即总司令，而我则和兴登堡元帅一样，拥有向全军下达命令的权力，并负责作战指挥事宜；还有一个海军参谋部参谋长，他主要负责指挥海战事宜；一个独立的国防部部长；一个跟作战没有任何关系、负责政治事务的首相。

这种制度蕴含着危险，它不能保证对陆、海军实施统一指挥。比如，1917年的海军叛乱情况，我一无所知，没有接到任何报告。刚开始，国防部部长试图按着自己的想法行事，但是最终在我的努力之下而放弃。

政治上有3个首相领导，结果造成任何事情都无法尽善尽美，而他们在处理国内“不满分子”问题上又处处和我作对。冯·贝特曼首相对无限制潜艇战指手画脚，结果给战争带来严重后果。事实上，多年来，他始终都在为倾全军之力应敌的做法设置障碍，甚而破坏潜艇战的实施。

战时，在军队的职权问题上，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之间的各种弊端也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战时，与总司令、军长和其他主官的地位相比，总参谋长和指挥机构中年长的参谋军官的地位有了大幅度地提高。

当时，我经常和各集团军群参谋长商议军情，并向他们的指挥机构下达口头命令。总参谋长的地位逐渐提高，而总司令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