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到下个月了。”

“啊，”罗珀说，“诚实。真叫人眼前一亮。”

“诊所对于这个社区至关重要，”我说，“即使让酋长来接管也不是件坏事。”

“是对于妇女至关重要。”他说，“但你见过哪个伊拉克人真正在乎过女人？”

“压迫妇女与极端主义之间，”我说，“存在直接的联系。”

“别跟我来这一套。”他说。

“这是事实。”我说，“酋长会把诊所继续办下去。如果诊所关门，他的声望会受损。”

“地方议会支持吗？”他说。

“他们说在——”

“我知道他们说什么，”他打断我，“他们真的支持吗？”

“是的，”我说。“最低的财政支持。只要我们给钱，伊拉克人不会主动杀掉下金蛋的鹅，只是关于资金分配问题——”

“好吧，”他说，“让我先想想。”

这个结果远超我的预期。

一周以后，和乌梅尔酋长见面商讨养蜂项目时，我见到三个孩子，其中两个穿着棒球服。一件灰色，一件蓝色。非常完美。

“我的天！”我说，“教授，告诉他我需要给那些孩子照张相。”

经过冗长的解释，在明确我欠他们一个人情的前提下，两个满脸迷惑的孩子站在了我面前，一个戴着棒球头盔，一个戴着手套。再加上一个极度恼火的翻译。

“现在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恨你。”教授说，一边用力擦拭镜片。我担心那对镜片会被他捏碎。

“你为什么为我们工作？”我说。

“四十——美元——一天。”

“胡说，”我说，“你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他打量我片刻。“最初总是抱有希望，”他的神情缓和下来，“即使没有希望，你也必须尝试。”

我笑了。终于，他也笑了。

经过又一轮不厌其烦的解释后，我们终于让孩子们站好位，一个像投手那样俯身屈膝，另一个像击球手那样站定。我在眼角里瞥见一个女人快步走过来，乌梅尔酋长拦住她，和她讲起阿拉伯语。

“叫他挥棒。”我说。

那孩子将球棒高举过头顶，然后毫不留情地径直砸下来，仿佛想把什么人置于死地。我很想把这个画面寄给G.G.，但还是忍住了。我向那孩子演示了正确的挥棒姿势，然后重新拍照。拍摄时机很难把握，但他们挥了大概二十次球棒后，我抓拍到一个完美的瞬间：模糊的球棒，击球手全神贯注的表情，接球手眼里的不安，好像击球手刚击出一球。我把相机的显示屏转过去给教授和孩子们看。

“看看这个。”我说。

教授点点头。“这就是你想要的，”他说，“成功。”

在越南他们至少还有妓女

我启程前往伊拉克之前，父亲才向我讲起越南。他叫我在书房里坐下，自己取出一瓶金宾威士忌和几罐百威啤酒，没开口先喝了起来。他大口喝威士忌，小口喝啤酒，其间给我讲些越战旧事。夏季如桑拿房般的潮气，梅雨季节丛林里腐败的枝叶，还有在任何季节都派不上用场的M16步枪。后来他醉意渐浓，给我讲了妓女的故事。

我猜最初司令部每月会组织士兵进城，但因为每个人都太疯狂，只得叫停。士兵们不再进城，妓院便立刻搬到了基地旁边。陆战队员要么夜里钻出铁丝网，要么白天把女孩们作为“本地访客”邀请入内。那些女孩，他说，你最好把她们当成女朋友，那样感觉会好些。

他第二次被派往越南时，他说，这一切已经发展成为一台平稳运作的机器，提供范围广泛的服务，甚至有专为白人士兵或黑人士兵开设的妓院。假如一个在白人妓院工作的女孩被发现为黑人服务，她就死定了，至少是被打到再也干不了这行。他对此并不赞同，但事实就是如此。他说，你居然能如此随意地处置他人的身体，想想就让人惊讶。

然后他告诉我，有个地方有舞女和舞台，舞女们在台上玩些小花样挣小费。顾客在吧台上放一叠硬币，女孩从上方蹲下，张开阴道，夹起尽可能多的硬币。那间酒吧的噱头就在于此。

这时候，父亲已经酩酊大醉，但他并没有停下来，依旧大口喝威士忌，小口喝啤酒。他看上去那么苍老，脸上刻着一道道皱纹，手上密布着细小的灰斑。

“我有个朋友。”他说。有一次这个朋友在那间酒吧喝闷酒，一整晚没跟旁人讲一句话。他掏出一堆硬币叠在吧台上，然后俯身用双臂将硬币围住，确保别人都看不见。接着他取出打火机，用火苗把硬币烧到烙铁那么烫。然后他叫来一个女孩。“就是随便一个女孩，”我父亲说，“我那个朋友，他不在乎是谁。”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那味道闻起来像滋滋响的牛排。”他说。

我想，我的老天！好吧。谢谢你，老爸。很有帮助。

之后我们没再喝多少。父亲已经醉得坐不住了。我扶他上床时，他喃喃地提醒我要小心，还给了我一枚小金属十字架，可以穿在项链上的那种。他说越战中它一直庇护着他。几星期后我已身处伊拉克。

到伊拉克不久，我把父亲的故事告诉了“老爹”。在连队里，“老爹”是那个你可以谈论这种事的人。如果换作我们的头儿韦斯特，他听了一定不高兴。依照韦斯特的个性，他要么觉得你百分百优秀，要么觉得你是坨屎。“老爹”和他不同。他加入海军陆战队时已不年轻，因此他有阅历，也有智慧——至少在我们看来如此。当我告诉“老爹”关于妓女的故事时，他只是笑笑，说：“没错。在越南他们有妓女。我猜至少在这件事上他们比我们强。”

我第一次在沙暴中手淫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