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反应是人之常情，所以算不得问题。如果人们在重压之下不可避免有此反应，那还算一种罪过吗？

我在晚祷中未能寻得答案，于是我在随身带到伊拉克的书里苦苦寻求帮助。“如何坚持下去啊，生活！看不见你的住所，还要将心中爱人射来的箭亲手折断。”[49]

总有圣人为我们指路。当年圣十字若望[50]被囚禁在仅能容下身躯的逼仄囚室中，每星期被当众鞭挞，仍写下《心灵的赞歌》。但没人期待他会被封圣，哪怕只是提出这样的请求也会冒犯权威。

那段时间我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以为战争中至少会涌现高尚。我确信它的存在。那么多英雄故事，至少一部分是真的。但我看到的大多是平凡的人，想要行善，却无情地被现实击溃——因为恐惧，因为无力抑制自己的愤怒，因为刻意维持男子汉形象和所谓的‘冷酷’。他们渴望变得比环境更强硬，因此也更为残忍。

“然而，我感觉这片土地比我们的家乡更为神圣。贪食、肥胖、纵欲、过度消费、享乐主义者的天堂，在那里我们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而在这里，至少罗德里格斯会庄重地为下地狱而忧虑。

“今夜的月色美得无法言说，拉马迪却是另一个世界。人们居然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大约三周后，罗德里格斯又找到我。那时查理连的作战区域已经缩小到不及最初的一半。那里依然危险，但他们的事故报告已大为减少。罗德里格斯看上去平静些，这让我反而感觉异样。我不禁想起那只装思诺思的小塑料袋。

“我再也不相信这场战争了。”罗德里格斯告诉我，“人们想要杀死你，每个人都很愤怒，你身边每个人都疯了，全恨不得把别人揍个半死。”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黯淡下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一个人会被杀，又是什么让他活着。有时候你搞得一团糟却安然无恙，有时候你做了正确的事却有人死去。”

“你认为你能控制发生的事，”我说，“你不能。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动。”

“不，”他说，“有时你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顿了顿，垂下头，“我一直在努力做我认为藤田想做的事。”

“那很好。”我试图给他一些鼓励。

“这座城市是邪恶的，”他耸耸肩，“我也做着邪恶的事。我身边全是邪恶的事。”

“比如？”我说，“什么邪恶的事？”

“阿科斯塔已经疯了，”他说，“阿科斯塔已不再是阿科斯塔。他疯了。”他摇了摇头，“你怎么能说这地方不邪恶呢？你到外面去过吗？”他对我冷冷一笑，“不，你没有。”

“我出过安全区，”我说，“我的车被炸过，有一次。但我不是步兵。”

罗德里格斯耸耸肩。“假如你是步兵，你会明白的。”

我字斟句酌地说：“这是你选择的生活。没人逼你入伍，当然也没人逼你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步兵部队。你以为在这里会见到什么？”

罗德里格斯似乎没听见我的话。“当阿科斯塔说，我要做这么件事……他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蒂托罗却得不到，他一句屁话也说不出，因为他是个娘娘腔——这谁都知道。但是我，我也能得到信任。我能让阿科斯塔慢下来。”他笑起来。

“我曾以为你能帮助我，”他脸上浮出怨恨的表情，“但你是个神父，你能做什么？你需要保持自己双手干净。”

我紧张起来。仿佛他刚打了我一拳。

“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除了上帝，”我说，“而且，除了祈祷他赐予我们履行义务的勇气，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

他笑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对他讲的这些话，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相信任何话。在拉马迪，话语有何意义？

“我已经不再去想上帝了，”他说，“我想藤田。”

“那是恩典，”我说，“上帝的恩典，让你牵挂藤田。”

罗德里格斯叹了口气。“看看我的手。”他把双手摊在我面前，长满老茧的手掌朝上，然后他把手翻过来，伸直手指。“我看上去很平静，是吧？”

“是的。”

“我已经不睡觉了，”他说，“几乎一分钟也不睡。但你看我的手——看着我。看看我的手。好像我很平静。”

罗德里格斯走后很久，我还沉浸在我们的对话中。“你是个神父，”他说，“你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被一位父亲痛骂过。我当时在医院工作。他刚失去了儿子。我认为神父身份赋予自己说话的权利，因此医生刚一宣布死亡我就过去宽慰他，说他的孩子已在天堂。愚蠢。在所有人当中，我应该最能体会他的感受。十四岁那年，我失去了母亲，她罹患一种罕见的癌症，类似那位父亲的儿子的病症，她死后我得到的每一份空洞的同情只能加深年少的我胸中的悲愤。但这种陈词滥调总在最不适当的时候脱口而出。

这位父亲看着他健康的孩子一点一点失去生命。那一定让人发狂。几个月来无法预料的急诊。短暂的好转和不可避免的复发。疾病无法阻挡的进程。最后那晚，他的妻子在恐惧和悲痛中倒在医院地板上，一遍遍地尖叫“我的孩子”。医生反复询问那位父亲，是否要为延续他孩子的呼吸作最后一搏。可想而知，他同意了。于是他们用针头穿刺孩子的身体，施行急救手术。在他面前遵照他的要求折磨他的孩子——那是他绝望的努力，只为让那个注定逝去的幼小生命多活几分钟。最终留给他们的是一具小得可怜、饱受创伤的尸体。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