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的人是我父亲，”我说，“结果我被踢出了家门。”

扎拉低头看了看叠放在腿上的手，然后抬头看着我。她微微一笑：“即使我想把你从这儿踢出去，我也做不到。”

“你已经试过了。”我说。

她摇摇头。“那不是正式投诉，”她说，“我的朋友们建议我提交正式投诉，但我只想让你耐心听听我的感受。这方面你并不擅长。”

“对不起，”我说，“真的。”

她耸了耸肩。“还是讲你的故事吧。”

“那时我在费卢杰战役中，”我说，“我们干了许多疯狂的事。我们播放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扰乱叛军。震耳欲聋的阿姆、AC/DC和金属乐队的歌。尤其是当他们试图用扩音器发布指令的时候。我们用音浪把他们淹没，让他们难以指挥。有时我们开上高地，播放《铁血战士》[73]里的狞笑。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没有。”

“是那种低沉、诡异、邪恶的笑。连陆战队员都受不了。我们的喇叭永远响着。叛军也会放些什么还击。祈祷和歌曲。”

“很有诗意。”她说。

“那里的情形很可怕。四处充斥着枪声和爆炸声，清真寺播放着刺耳的口号和阿拉伯音乐，我们以‘毙命水池乐队’和阿姆来回应。陆战队员称之为‘啦啦费卢杰’。来自地狱的音乐节。”

“在一座住满居民的城市里。”她说。

“不只是音乐，”我说，“陆战队士兵会比赛看谁能想出最具侮辱性的脏话。然后我们用扩音器朝他们高喊，不断羞辱那些躲藏的叛军。直到他们忍无可忍，冲出躲藏的地方，我们再把他们轻松消灭。”

“冲出躲藏的地方？”她说。

“你置身这座疯狂的城市，四处是死亡。”

“真的？冲出躲藏的地方？”她重复道。

“没错。”我说。

“什么？你在开玩笑么？”她摇摇头。“那你是怎么杀人的？”她说。

“言语的侮辱，”我说，“是我们所有的战术中效果最好的。我的意思是，叛军冲过来时，我们能听见陆战队将他们放倒。埃纳德斯中士称之为‘绝地大师的催眠魔音’。”

“好吧。”她说。

“那是个天才的主意。”我说。

“如果这也算天才的话，”她说，“那么欺负你的那些普通孩子更像天才。但我理解那一招为什么奏效。”

“实在是过于奏效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劝说那些被我们激怒的家伙停止攻击，因为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陆战队不喜欢杀孩子。那会带来沉重的负罪感。”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她说。

“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我说。

“不，你不会，”她说，“否则你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

“你是谁？”我冷笑道，“我的心理医生？”

“也许，”她说，“感觉的确如此。”

“搅乱叛军减少了我们在费卢杰的伤亡。后来当我如实告诉伊拉克人和我们作对有什么下场的时候，我大概也救了他们的命。”

“那你为什么被你父亲赶出家门？因为拯救生命？”

“不。不是因为拯救生命。”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是关于莱斯·陶希德。如果说有人真是我杀的，那就是他。”

扎拉沉默不语。我拿起烟管吸了一口，里面空空如也。炭已经冷了。我感到紧张，尽管她并未为难我。保持耐心。但如果我继续讲下去，告诉她整个故事，不知她是否能理解。确切地说，我不知她是否能用我的方式那样理解，那才是我真正期望的。不为分享经历，只求卸下包袱。

“我归来时，”我说，“没有盛大的仪式。如果你不在某个营的编制内，你会和其他阿猫阿狗乘一架飞机回来——都是各种专业部门的士兵。我办好下次派遣的手续之后就回了家。”

我低头看看我的手，又看看扎拉。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回家的意义。身为老兵的一个奇妙之处是你总觉得自己高人一头——至少对我而言。你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超越自身的使命。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你选择了参军。也许你搞不清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也许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但这不重要。你曾举起手说：“我愿为这些无用的平民去死。”

但你同时也感到莫名的失落。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所参与的，或许真的是正确的。我们与穷凶极恶的对手作战。但战争毕竟是件丑陋的事。

“我入伍时，”我说，“客厅的墙上只有三幅画——两幅圣像，一幅印刷版的马蒂斯油画——鱼缸里的鱼。都是我母亲的。现在它们旁边添了一面镶了框的美国国旗，还有一枚‘9·11’纪念章，据说里面含有世贸中心的钢材，但后来被证实是个骗局。家还是家，但……”

“你不再属于那里了？”扎拉说。

“也许是的，”我说，“我不知道。我父亲穿着西装站在那儿。我母亲的脖子上挂着一枚小十字架。我去伊拉克后她变得更虔诚了。她日日祈祷。她问我是否想吃她做的库夏里，一道我喜欢的用小扁豆和番茄做的菜。然后她把手放在我背上，抚摸我的肩膀。我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就会哭出来。”

向她讲述时，我低头盯着自己的手。看着她会让我难以承受，尽管那样能让她读出我的情绪。也许她会可怜我。那也算不上演戏。我感到悲伤和迷茫。不知为何，这正是我回家那天的感受——母亲抚摸着我的肩膀，我回想着自己经历的一切，想着其中有多少永远无法向她讲起，因为那只会令她心碎。

“但我父亲，”我说，“他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孩子刚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