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里揣着这张牌很好，尤其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要是一个团体这样待我，我不知道是否能为它效命。”

“你想错了，”我说，“那些只是个人偏见，但不存在疏远。这”——我朝学校挥了挥手——“这才是疏远。所有这些出类拔萃的孩子和他们的光明前程。听着，如果特拉维斯会为他的兄弟去死——他应该是那种人——我想他也会为我去死，就像为任何一个身穿美军迷彩服的人。他恨我，我恨他的无知，但有些境遇能让你把个人感情抛在一边。”

“那种境遇，”她说，“叫做战争。战争中军队要杀死的，正是那些别人错以为你也是其中一员的穆斯林。你还得在一旁看着。”

我翻了翻眼珠，强压心中怒火。我拾起烟管默默抽了一会儿。水烟的好处在于，类似这样的时刻不会成为死寂。你可以呼出烟圈。你可以表达，却不必开口。你可以思考。

她似乎没意识到此刻的对话与课堂讨论有何区别。课堂上我们胡扯些政治理论，现在却是认真的。每当她搬出自以为是的假设——我是哪种人，我的行为动机——来反驳我，都让我无比厌烦。我只想闭上嘴，恨她。她错误时恨她的无知，她正确时恨她的傲慢。但如果你想让别人理解你，你必须保持交谈。这就是我的目标。让她理解我。

“从基础训练营毕业时，”我说，“我父亲空前地为我骄傲。那时他已经发展到不停地听林博、奥莱利和汉尼迪[72]的节目，我母亲规定他在家里不许谈论政治。那时阿富汗战争看上去仍像一场彻底的胜利，布什期望能在伊拉克再下一城。”

扎拉说：“我记得。”我放下烟管，她接了过去。

“我在本宁堡受训，”我说，“吃尽各种苦头。天很热，环境很差，教官们冲我大喊大叫，体能训练把我折磨得半死。我几个月没见我父亲。但到处都是萨达姆的图像。电视。报纸。”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我看见他。一样的脸。一样的身材。甚至走起路来也一样趾高气扬。再加上一样的小胡子。”

“所以你看见他了。”她说。

“我也看见了萨达姆，”我深吸一口气，“我是说，同时看见我父亲。但每个人，我排里的战友和教官们，他们都知道了他长什么样。”

扎拉呼出一口烟。“你从他们眼中看到了他。”

“是从我自己眼中。”

“但他们看他的方式，”她说，“或许多少也是看你的方式？”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说，“我们不怎么交流，但我猜他或许明白。我想说的是，这人就是个混蛋。他就是那种人。我猜或许在他内心深处，在政治以外，那两撇胡子就像一句大写的‘操你妈’。或许不是针对美国，而是针对美国人，你懂吗？那些惧怕上帝的混蛋——整天把上帝挂在嘴边却不知道真正的基督教是科普特教会。”

“我父亲是教会执事，”她说，“但他不是个很好的人。我花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我在那儿全因为他。当他拥抱我、告诉我他多么为我自豪时，我非常激动，要知道在我的高中毕业典礼上他都没这么做。基础训练营毕业典礼是件大事。隆重的场面。满眼的制服与旗帜。人们交口称赞我们多么勇敢、多么爱国，是多棒的美国人。你无法抗拒上百人为你骄傲。你做不到。然后我父亲貌似不经意地问了句：‘所以，你参军时为什么没选步兵？’我的兴奋之情顿时烟消云散。”

“你什么反应？”

“没有反应。我已经入伍了。我去参加集训。母亲寄给我日用品，父亲寄给我爱国主题的电子邮件。他发给我展示有士兵图片的幻灯片，或者是关于‘部队’的笑话和演讲——里面把军队吹嘘得仿佛他们拉的是金子。我刚十八岁，对此毫无免疫力。但我在军队课堂上学的就是如何开展宣传，感觉很奇怪。”

“我们有位教官，”我说，“他花了一堂课的时间分析那些吸引我们参军的广告，告诉我们多蠢的人才会信以为真。他说：‘我热爱军队。但那些广告根本就是扯淡。’他把授课重心放在教会我们辨识日常生活中的政府宣传上，以便我们能将同样的手段用于战争。他说：‘真实的生活无法贴在汽车保险杠上，所以记住：如果你说了太多真相，没人会相信你。’”

“那种说法不太合适。”

“是的，但他是对的。在伊拉克，我们告诉人们很多真相，也说了不少瞎话。有些瞎话的效果出奇的好。”

“很难想象有人以此为生。”她说，“当你听到‘宣传’这个词，它让你联想起那些‘二战’海报，或是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它只存在于另一个时代，在我们的社会进化得高级之前。”

“宣传是有深度的，”我说，“它不只是传单和海报。作为一名心理战特种兵，如同军中一切，你也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语言是一门技术。他们训练我们以增强部队的杀伤力。军队毕竟是一个为杀人而建立的组织。但你不同于步兵。你的目光不能仅限于敌人的血肉之躯。”

谈话间暮色渐浓，一轮满月垂在天际。街道很安静。她在倾听，这让我感觉亲近。我一切都如实相告，尽量不夸大或掩饰。我希望再深入一步，但那需要更小心的铺垫。

“你知道吗，”我说，“我之前对你撒了谎。一个小谎。”

“什么谎？”

“我杀过人。”

她僵住了。

“我没有开枪杀人，但我绝对需要对此负责。”

我们都沉默了，那句话依然回荡在耳边。

“上一个我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