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说：“有一件事你可以为我做。愿意帮忙吗？”

“当然，军士长。”

他指着我的婚戒。“把那个摘下来，和你的狗牌一块儿挂在项链上。”他用两根手指掏出自己脖子上的项链，找出他的狗牌给我看。在刻有他个人信息的两枚金属片旁边，挂着一枚金戒指。“行吗？……”

“我们需要收集死者的私人物品，”他说，一面把自己的狗牌放回衬衫里，“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把婚戒摘下来。”

“哦。”我倒退了一步。

“你能这么做吗？”他说。

“是的，”我说，“我可以这么做。”

“谢谢。”他说。

“我该走了。”我说。

“你该走了。”他说。

我迅速转过身，打开门，步入楼外的热浪中。我走得很慢，背挺得笔直，控制着步伐，同时右手搭在左手上，担心着我的婚戒，将它在手指上转了又转。

我答应军士长自己会照做，所以我边走边把戒指褪下来。如果把它和狗牌放在一起，感觉是个坏兆头。但我还是把它们从脖子上找出来，解开项链搭扣，把戒指穿进项链，重新合上搭扣，再把狗牌转回到脖子前面。戒指摩擦着我的胸口。

我越走越远，走过作战广场外路旁的棕榈树，全然不顾走向何处。我饿了，到开饭的时间了，但我不想去食堂。我走到费卢杰外科中心旁边的路上，停下了脚步。

那是一栋又矮又宽的沉闷建筑，米黄色外观，在刺眼的阳光下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了无生气。不远处有一个吸烟坑，两名医务兵正坐着吸烟聊天，呼出的淡淡烟雾飘散在空气中。我等待着，望着那栋建筑，仿佛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即将出现。

当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在酷热中，站在费卢杰外科中心前，我回忆起两天前的凉爽天气。当时我们去食堂吃饭，整个六班，一路插科打诨。迪兹中士断言斯巴达人都是同性恋，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来。他猛地止步，然后挪动脚步，挺直身体，小声说：“立——正！”

我们立即立正，却不知为何。迪兹中士举起右手行军礼。我们也照做。然后我看见，在路的远处，四名医务兵抬着一具担架从费卢杰外科中心走出来，担架上盖着美国国旗。一切都静默、凝重。整条路上，陆战队员与水手都立正敬礼。

晨光中很难看清。我眯着眼望着那面厚重国旗下的身躯。担架消失在视野里。

此刻，站在阳光下，看着吸烟坑旁的两名医务兵，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是抬那具遗体的人。但他们肯定抬过某具遗体。

那具遗体经过时，立在路旁的每个人都那么静默，那么凝重。除了医务兵缓慢的步伐和遗体平稳的移动，再没有别的声响和动作。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死亡的模样。但现在我知道那具遗体的去向——殓葬队的老军士长那里。如果有枚婚戒的话，军士长应已将它缓慢地从僵硬的手指上褪下。他收集所有的私人物品，为遗体作好运输准备。然后它被空运到塔卡德姆基地。当它从飞机上被抬下时，陆战队员会静默、凝重地站立，如我们在费卢杰那样。然后他们把它抬上飞往科威特的C130运输机。在科威特，他们也会静默、凝重地站立。之后他们会在德国静默、凝重地站立，在多佛空军基地静默、凝重地站立。所到之处，海军陆战队、海军、陆军、空军战士都会立正，直到逝者回到家人身边。到那时，这种静默，这种凝重，才会终止。

没有诗意的战争（代译后记）

初读菲尔·克莱的《重新派遣》时，我不由想起蒂姆·奥布莱恩的越战经典小说《士兵的重负》（The Things They Carried）。两本小说都是关于参战美军士兵的短篇故事集，作者的经历也颇为相似：大学毕业后奔赴海外战场，退伍回国后开始反思、书写。时隔二十四年，战场从越南换到了伊拉克，一代士兵老去，新的面孔依然稚嫩，但是战争故事又能有几分新意？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怀着这个问题重读了《士兵的重负》。书中一个场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一队美军士兵在山间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树下休息，两个十九岁的士兵玩起了抛接烟雾弹的游戏。其中那个名叫Kurt Lemon的士兵往后踏了半步，阳光刚好打在他的脸上，转瞬之间，脚下的地雷将他送上了半空。二十年后，“我”午夜梦醒，忆起当时在清理散落树间的 Lemon的遗骸时，一个士兵无意识地哼起了《柠檬树》（Lemon Tree）。奥布莱恩写道：真正的战争故事永远不是关于战争。它是关于阳光。它是关于黎明铺洒在河面上的独特方式——你明白自己必须渡河进入山间，做那些让你恐惧的事。它是关于爱和记忆。它是关于忧伤。我忽然意识到，奥布莱恩这种近乎诗意的笔触，以及那种如同阳光洒在身上的感动，正是我在克莱的《重新派遣》中极少遇到的。克莱对于战争的讲述隐忍、克制，为了避免强烈的个人情感而选择相对冷静、疏离的视角。在《战争故事》一篇中，主人公的好友说了这样一段话：祖父说唯一能让人们铭记战争的办法不是拍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而是拍一部关于一个孩子的电影，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述那个让他堕入情网又让他心碎的女孩，讲述他如何在二战后选择参军。然后他组建了一个家庭，第一个孩子诞生，这让他明白了如何衡量人生的价值，如何找寻活着的意义，如何关爱他人。然后朝鲜战争爆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