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权”。譬如例行的散步，别人是不会不让我去的，即使不让，起码也得给我许个愿。父亲却随口说个理由，或者干脆毫无理由，就在将要出发之前突然取消我去的权利。要么就象今天晚上那样，明明离开晚饭的时间还早，偏打发我快走：“上楼睡觉去，不必多说！”但是，也正由于他如外祖母所说没有原则，也就无所谓坚持了。

他绷着脸奇怪地看我一眼。后来妈妈尴尬地解释几句。他说：“那你去陪陪他吧。你不是说还没有睡意吗？你就呆在他房里好了，反正我不需要你照应。”

“可是，亲爱的，”母亲不好意思，回答说，“这跟有无睡意无关，总不能惯孩子……”

“谈不上惯，”父亲耸耸肩膀，“事情明摆着，这孩子心里不痛快，脸色那么难看，做父母的总不能存心折磨他吧！等他真弄出病来，你更要迁就他了。他的房里不是有两张床吗？吩咐弗朗索瓦丝为你收拾一下大床，你今晚就陪他睡吧。好，晚安，我不象你们那么好激动，我可要睡了。”

我还不能够感谢父亲；他凡是听到他称之为感情用事的话，只会恼怒。我不敢有所表示；他还没有走开，已经在我们跟前显得那么高大，他穿着一身白色睡袍，头上缠着淡紫和粉红两色的印度开士米头巾；自从得了头痛病之后，他睡觉总以此缠头。他的动作就象斯万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版画中的亚伯拉罕①，那幅版画是根据伯诺索·戈索里②的原作复制的，画中亚伯拉罕要萨拉狠心舍弃伊萨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当年烛光渐升的那面楼梯旁的大墙早已荡然无存。有许多当年我以为能在心中长存不衰的东西也都残破不堪，而新的事物继而兴起，衍生出我当年意料不到的新的悲欢；同样，旧的事物都变得难以理解了。我的父亲也早已不会再对我的母亲说：“陪他去吧。”出现这种时刻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不久前，每当我侧耳倾听，我居然还能听到我当年的哭泣声。当着父亲的面我总竭力忍着，等到与母亲单独在一起时我才忍不住地哭出声来。事实上这种哭泣始终没有停止过；只因为现在我周围的生活比较沉寂，才使我又听到了它，好比修道院的钟声白天被市井的嘈杂所掩盖，人们误以为钟声已停，直到晚上万籁俱寂时才又遐迩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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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伯拉罕：圣经中的人物，据说是希伯莱人的祖先。上帝为了考验他，要他献出自己的儿子伊萨克祭神，他同意了。萨拉是他的妻子。

②伯诺索·戈索里（1420—1497）：意大利画家。上面说到的那幅画系他所作的二十三幅“旧约故事”中的一幅，作于1468—1484年，原存比萨“康波·圣托”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毁于兵燹。

那天晚上我的母亲就在我的卧室里过夜；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准备受到让我离家住校的惩罚，不料父母却对我恩宠备加，过去我做了好事都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奖赏。我的父亲即使对我恩宠备加，他的举止言谈仍具有专制武断、奖罚不当的成分，这已成为他行为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他办事多凭兴之所至，难得深思熟虑。他打发我睡觉去的时候，那种态度我称之为严厉恐怕太过分，其实赶不上妈妈和外祖母严厉。他的天性在许多方面虽说同我很不一样，但同妈妈和外祖母就更有天壤之别。他八成直到现在都没有猜到我每天晚上有多伤心，而这一点妈妈和外祖母却了如指掌，只是她们太疼我了，不忍心让我尝到痛苦的滋味，她们要我自己学会克服痛苦，以此来减轻我多愁善感的毛病和磨练我的意志。至于父亲对我的疼爱，那是另一种类型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她们那样的勇气：他只要一发现我心里不痛快，就对我的母亲说：“去安慰安慰他。”

妈妈那天晚上就呆在我的房里了。弗朗索瓦丝看到妈妈坐在我的身边，握住了我的手，任我哭个不停也不训斥我，她看出必定发生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便问妈妈：“夫人，少爷怎么啦，哭成那样？”我本来是有权盼望妈妈来同我道晚安的，可是眼下的情况那样不同，妈妈看来不想以任何懊恼之情来损害这不同寻常的时刻，便这样回答说：“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弗朗索瓦丝，他神经太紧张；快给我铺好大床，然后上楼睡去吧。”就这样，破天荒头一回，我的忧伤没有被看作应该受罚的过错，而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病症。方才妈妈正式承认了，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我是没有责任的；我松了一口气，我不必在苦涩的眼泪中搀进什么顾忌了，我可以痛哭而不至于犯下过失。在弗朗索瓦丝面前，我深为这种人情的复归而自豪。一小时前，妈妈拒绝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来，还不屑一答地吩咐我快睡；如今她那番通情达理的话，把我抬到了大人的高度，使我的痛苦一下子脱离了幼稚的境界，达到成熟，我的眼泪由此获得解放。我应该感到高兴，然而我不高兴。我觉得母亲刚才对我作出的第一次让步，她一定很为之痛心，她第一次在她为我所设想的理想面前退缩；她那么勇敢的人，第一次承认失败。我觉得，我取得胜利是跟她作对；我使她的意志松懈、理性屈服，不过是因为她怜恤我有病，怕我伤心过度，顾念我年幼。我觉得那天晚上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而且将成为一个不光彩的日子留传下来。倘若当时我有勇气开口，我就会对妈妈说：“不，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