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委任于他的。一般的反动资产者都拒绝为这个内阁效劳，更何况德·诺布瓦先生：他的经历、社会关系和观点都足以使他被内阁视为嫌疑分子。然而，激进派的部长们似乎意识到此种任命可以表明他们襟怀坦白，以法兰西的最高利益为重，说明他们不同于一般政客，而当之无愧地被《辩论报》称为国家要人。最后，他们可以从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及剧情突变式的出人意料的任命所引起的关注中得到好处。他们明白，起用德·诺布瓦先生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不用担心后者会违背政治忠诚，因为，侯爵的出身不仅不引起他们的戒备防范，反而使他们放心。在这一点上，共和国政府没有看错。这首先是因为某一类贵族从童年时起就认为贵族姓氏是一种永远不会丧失的内在优势（他的同辈人，或者出身更为高贵的人对这种优势的价值十分清楚），他们知道自己大可不必像众多资产者那样费尽心机地（虽然并无显著效果）发表高见，攀交正人君子，因为这种努力不会给他们增添任何光彩。相反，他们一心想在身份比自己高的王侯或公爵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往姓氏中添加原来所没有的东西：政治影响、文学或艺术声誉、万贯家产。他们无意在资产者所追求的、无用的乡绅身上浪费精力，何况得到一位乡绅的无实效的友谊并不会导致王侯的感激。他们将大量精力使用于能有助于他们担任使馆要职或参加竞选的政治家身上（即使是共济会会员也不在乎），使用于可以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帮助他们进行“突破”的、声誉显赫的艺术家或学者身上，简而言之，使用于一切促使他们扬名，促使他们与富人结成姻亲的人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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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870年普法战争前，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

②（前）指1877年5月16日法国内阁危机。

德·诺布瓦先生从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吸收了那种消极的、墨守成规的、保守的精神，即所谓“政府精神”，这是一切政府所共有，特别是政府之下各使馆所共有的精神。外交官的职业使他对反对派的手段——那些多少带有革命性的、至少是不恰当的手段——产生憎恶、恐惧和鄙视。只有平民百姓和社交界中少数无知者才认为所谓不同的类型纯系空谈，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不同类型的相互接近不是出于相同的观点，而是出于同血缘的精神。像勒古费这种类型的院士是古典派，但他却为马克西姆·杜冈或梅西埃对维克多·雨果的颂词①鼓掌，却不愿为克洛代尔对布瓦洛的颂词②鼓掌。同一个民族主义使巴雷斯③与他的选民接近——后者对他和乔治·贝里先生④并不细加区别——却无法使巴雷斯和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接近，因为后者虽然与他政见一致但精神迥异；他们甚至不喜欢他而偏爱政敌里博先生和德沙涅尔⑤先生；忠诚的保皇派感到与里博和德沙涅尔十分接近，而与莫拉斯及莱翁·都德相当疏远，尽管这两人也希望王朝复辞。德·诺布瓦先生寡言少语，不仅出于谨慎稳重的职业习惯，还由于言语在此类人眼中具有更高的价值，更丰富的含义，因为他们为使两个国家相互接近而作的长达十年的努力，在演讲和议定书中，也不过归纳为、表现为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它貌似平庸，但对他们却意味着整整一个世界。这位在委员会中以冷若冰霜著称的德·诺布瓦先生在开会时坐在我父亲旁边，因此人们纷纷祝贺父亲居然获得这位前大使的好感。父亲本人也感到惊奇，因为他脾气不太随和，除了一小圈知已以外，很少有人和他来往，他本人也确认不讳，他意识到外交家的殷勤是出于一种由本人决定好恶的完全独立的观点；当某人使我们厌烦或不快时，他的全部精神品质或敏感性就丧失作用，它们还不如另一人的爽直轻松能赢得我们的好感，虽然后者在许多人眼中显得空洞、浮浅、毫无价值。

“德·诺布瓦又请我吃饭，真是件大事。”委员会里大家都很吃惊，因为他和委员会里的任何人都没有来往。“我敢肯定他又会和我讲关于一八七○年战争的扣人心弦的事。”父亲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也许是唯一一位提请皇帝注意普鲁士的军备扩张和战争意图的人；他知道俾斯麦对德·诺布瓦的智慧表示佩服。就在最近，在歌剧院为狄奥多西皇帝举行的盛大晚会上，报界注意到皇帝曾长时间接见德·诺布瓦先生。“我得打听皇帝的这次访问是否确实重要，”对外交政策颇感兴趣的父亲对我们说，“我知道诺布瓦老头守口如瓶，但他对我可无话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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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对浪漫主义的颂词。马克西姆·杜冈(1822—1894)，法国作家；梅西埃(1829—1915)，文学批评家。

②即对古典主义的颂词。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作家，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

③巴蕾斯（1862—1923），法国作家，宣传民族主义。

④乔治·贝里，先为保皇派、右翼议员，后接受进步思想。

⑤里博，（1842—1923）法国政治家，多次连任法国财政和外交部长。德沙涅尔，法国政治家，主张共和制，曾在1920年担任过几个月共和国总统。

在母亲眼中，大使本人也许缺少最能使她感兴趣的那种智慧。应该说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是某种职业、某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