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保王党。但是，一位侯爵，一位使她头晕目眩的侯爵赞成共和国，她似乎觉得太不可思议。她对此很为气恼，就象我送她一个盒子，她以为是金的，对我千谢万谢，后来珠宝商向他揭示说这个盒子只不过是镶金的，她很气恼一样。她立即收回了自己对圣卢的尊重。不过很快又还给了他，因为她考虑过了：作为圣卢侯爵，他不可能是共和主义者。他是出于利害考虑，只装装样子，因为从现在掌权的政府来说，这样可以给他带来许多好处。从这天起，她对圣卢的冷淡，对我的气恼都停止了。她谈起圣卢时，总是说，“他是个伪君子”，并善意地舒畅地微笑着，叫人完全明白，她又和第一天一样“看重”他，而且原谅他了。

--------

①这里是指德·巴里斯伯爵的女儿阿梅莉·德·波旁－奥尔良，她生于1865年，1886年嫁给卡洛斯王子。1889年卡洛斯一世登上王位，她成为葡萄牙王后，至1908年其夫被暗杀。她的哥哥菲利浦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的侄子。

与此相反，圣卢的诚恳和不追求物质利害是绝对的。这种高度的道德纯正从爱情这样的自私情感中无法得到完全满足，另一方面在他自身也没有遇到除了在自身以外便找不到精神食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身上是存在的。正是这种高度的道德纯正使他能够承受友谊，正象我无法承受友情一般。

弗朗索瓦丝说，看上去圣卢对于平民百姓倒没有瞧不起的样子。她这样说又是大错特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看看他对自己的车夫如何大发雷霆就可以明白。确实，有时罗贝尔非常粗暴地斥责他的车夫。这证明，他心中对阶级差异的感觉远远胜过对阶级平等的感受。

“可是，”我责备他对这个车夫有些粗暴时，他回答我说，“为什么我要装出和他文质彬彬谈话的样子呢？他难道不是跟我一样的人吗？他难道不是跟我的叔伯或堂兄弟们与我一样亲近吗？你似乎认为我应该对他以礼相待，象对一个下等人那样！你讲话完全象一个贵族！”他又轻蔑地加上一句。

确实，如果说他对哪一个阶级有成见和偏见的话，这个阶级就是贵族阶级。他甚至难以相信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会出类拔萃，却很轻易地相信一个平民百姓会出众超群。我对他谈起卢森堡亲王夫人，说曾经遇见她与圣卢的姑祖母在一起。

“傻瓜一个，”他对我说，“跟所有她的同类一样。说起来，她还算是我的表姐呢！”

对于经常与他来往的人，他抱有某种成见。他难得到交际场合去。他在交际场合所持的那种可鄙的、敌视的态度，又使他的所有近亲对于他和一个女“戏子”保有暧昧关系更加伤心。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对他简直是致命的，特别是因为这在他身上进一步发展了那种诽谤精神，坏思想，将他“引入歧途”，只等他完全“堕入底层”了。所以，圣日耳曼区的许多轻浮男子谈到罗贝尔的情妇时，嘴上非常无情。

“妓女干她们那一行，”人们说，“和别人一样值钱。可是这个女人，不行！我们绝不宽恕她！她对我们喜欢的一个人，干下了太多的坏事！”

当然，他不是与烟花柳巷有瓜葛的第一个人。但是，别的男人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人玩玩，他们继续以上流社会的人的身分去考虑政治问题，考虑一切。而圣卢，他的家人觉得他“学坏了”。他家里的人意识不到，对许多上流社会青年来说，如果没有这种经历，他们思想上仍是未开化的，在友谊方面仍是粗糙的，没有温情，没有味道。而他们的情妇常常是他们真正的先生，这种男女关系是他们更高级文化入门的唯一道德学校。在这里，他们可以得知要交上排除利害关系的朋友要花什么代价。甚至在下等民众中（论粗野的话，这下等百姓与上流社会常常是那样相似），女人更敏感，更细腻，更闲来无事，对于某些高雅的东西也迫不及待要了解，对于某些情感美和艺术美也很尊重。她虽然不太理解这些东西，但是她把这些放在金钱与地位之上，而这两样似乎是男人最向往的东西。

不论是象圣卢这样的俱乐部青年成员的情妇，还是一个年轻工人（例如，电工如今已列入真正骑士的行列之中）的情妇，情夫对她无比崇拜，无比尊敬，必定会将这种崇拜与尊敬扩展到她本人欣赏和尊重的事物上去，面对他来说，价值的阶梯便倒了一个个。她的性别本身决定了她很柔弱，会有无法解释的神经混乱。如果是一个男子，甚至是另一个女子，是她的姑母或表姐，这些表现都会使这个健壮的年轻人一笑置之。但是，对自己心爱的人，他不能眼看她受痛苦折磨，象圣卢这样的年轻贵族有了一个情妇，会养都到酒馆与她用晚餐时口袋里带上缬草精的习惯，说不定她会需要；会养成习惯坚决而又不带讽刺意味地叮嘱侍者注意关门不要发出声响，不要在桌子上放置潮湿的苔藓类植物，以免引起女友的不适，而他自己从未感受过这种不适。对他来说，这构成了一个隐秘的世界，她教他学会了相信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现在，他用不着自己去感受这种不适的滋味，便可怜起这种病症来。将来即使遇到别人感到这样的不适，他也会产生怜悯之情。

圣卢的情妇——象中世纪最早的基督教教士一样——教他学会了可怜动物，因为她酷爱动物，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小狗、金丝雀和鹦鹉。圣卢怀着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