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人对那些大公夫人和大公表现出无限的忠心。她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一年，曾使符拉季米尔大公夫人非常恼火，因为她总是把保罗大公平民出身的妻子霍亨费尔森伯爵夫人称为“保罗大公夫人”。尽管俄国革命没有真正爆发，我们在彼得堡的大使巴莱奥洛格先生（在外交界是“巴莱奥”，外交界和社交界一样，有着自以为风趣的缩略语），还是不断收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发来的电报，因为公爵夫人想得到玛丽·帕夫洛芙娜女大公的消息。在很长时间里，这位公主不断得到的同情和尊敬的唯一表示，只是来自德·盖尔芒特夫人一人。

圣卢如果说不是因为他的死，至少是由于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里所做的事，引起的悲伤比公爵夫人的悲伤还要大。其实，在我看到他的那个晚上的第二天，即男爵对莫雷尔说“我是要报仇的”之后过了两天，圣卢为找到莫雷尔而进行的活动有了结果，就是说他活动的结果是莫雷尔应该服役的那个部队的将军得知莫雷尔是逃兵，就派人寻找并逮捕了莫雷尔，将军为了对圣卢感兴趣的人即将受到的处罚向圣卢表示歉意，就写信给圣卢以便把这件事告诉他。莫雷尔相信他被捕的原因是德·夏吕斯先生怀恨在心。他想起了“我是要报仇的”这句话，认为这就是报仇，就表示希望揭出真相。他说：“我是开了小差。但我走上了邪路，这难道全是我的错？”他叙述了有关德·夏吕斯先生以及和他同样闹翻的德·阿尔让古尔先生的一些故事，老实说这些故事和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个人通过情人和性欲倒错者的双重媒介对他叙说的，这就使德·夏吕斯先生和德·阿尔让古尔先生都被逮捕。这一逮捕给他们俩带来的痛苦，也许要小于他们各自得知对方是自己的情敌这个一直不知道的事实时的痛苦，预审结果表明，他们有大量默默无闻、平平常常和街上找来的情人。不过他们很快就被释放。莫雷尔也是如此，因为将军写给圣卢的信退了回来，上面批了“已去世，死于战场。”将军想为死者做些事，就只是把莫雷尔送到前线，莫雷尔在那里表现勇敢，逃脱了所有的危险，战争结束后戴着十字军功章回来，为了这枚十字军功章，德·夏吕斯先生以前曾徒劳地为他求情，圣卢则间接地为此付出了生命。从此之后，当我回想起那枚丢失在絮比安那儿的十字军功章时，我经常在想，要是圣卢还活着，他一定会轻而易举地在战后举行的选举中被选为议员，战争留下了愚蠢的泡沫和荣誉的光辉，如果消除几个世纪的偏见，在战争中失去一个手指的人可以通过出色的婚姻进入一个贵族家庭，如果十字军功章是在参谋部的处室里获得的，就足以使人通过胜利的选举进入众议院，甚至法兰西学院。圣卢由于有“神圣的”家族，他的当选就会使阿蒂尔·梅耶先生的眼泪和墨水如泉水一般涌出。但是，也许他对人民的爱过于真挚，不会去夺取人民的选票，而人民也一定会因贵族居住区的利益而原谅他的民主思想。当然，那些英雄是会理解他的，几位罕见的商人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国民联盟的幼稚轻信，政界的那些老混蛋也被找了回来，并且总是再次当选。那些未能进入飞行员议院的老混蛋，至少得进入法兰西学院，就哀求元帅们、共和国总统、众议院议长等人的选票。那些老混蛋是不会赞成圣卢的，但他们赞成絮比安的另一位常客，即自由行动党的众议员，此人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再次当选。虽然战争早已结束，他却仍然穿着本土保卫军军官的军装。对他的当选表示高兴的有一致提他的名的所有报纸，有贵族夫人和富裕的女士，她们只穿破旧的衣服是出于礼节和害怕捐税，而交易所人士则不断购买钻石，这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妻子，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任何人民的信任，就把这种摸得着的财产当作自己的避难所，这样就使比尔股票上涨了一千法郎。这么多的蠢事使人感到有点不快，但人们对国民联盟的抱怨反而减少，因为人们突然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牺牲品，一些大公夫人衣衫褴褛，她们的丈夫被杀死在两轮车里，她们的儿子没有吃的，还要挨别人扔来的石块，他们在嘲骂声中被迫劳动，被人扔到井里，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染上了鼠疫，会传给别人。那些得以逃脱的人突然重新露面……我新住进的那家疗养院给我治病的疗效，并不比第一家疗养院好，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离开这家疗养院。我在乘火车回巴黎的途中，想到自己没有文学才能，而我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却发现自己有这种才能，但我在天黑前好多时间，在回当松维尔吃晚饭之前，每天同希尔贝特一起散步时，更加伤心地认识到这种没有文学才能的想法，在离开这块领地的前夕，我在阅读龚古尔兄弟的几页日记时，几乎把这种想法同虚荣心和文学的欺骗性等同起来，这种想法也许不大痛苦，但更为忧郁，如果我赋予它的客体不是我自身的病弱，而是我曾相信的理想并不存在，这种想法已有很久没有在我的脑中再现，现在却重又使我激动，而且带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的力量。我记得那是在火车停在乡下的时候。阳光一直照到铁道沿线一排树木的树干一半的地方。我想：“树木，你们已无话可对我说，我心灰意懒再也不会听到你们说话。但是，我在这里是在大自然之中，那末，我的眼睛是冷漠而又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