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殆尽的书房里抢救出幸存的东西，并不知疲倦地监督着这个工作的进行。原本就已被踢出局的劳拉这下被彻底抛到了脑后。两星期之后，主要的清扫工作完成了。我们没有人为自己的劳动索要报酬，继续留下来的人仍然有免费的食宿，食物通常是临近的一些村民捐赠来然后由我来制作。葡萄园再次荒废了，还有的人悄悄议论着要拆除东侧翼楼。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学校已经开学了，我们都已耽误了两星期的课程。是时候离开了。奥利弗一言不发地打包好行李，强忍着悲痛跟夫人道了别，夫人很感谢他的忠诚和他所付出的辛劳。戴格斯先生收藏的一些地图幸免于难，可他的大量藏书都化为灰烬，让夫人伤心欲绝。记得分别时，奥利弗似乎无法接受夫人同情的拥抱，弄得夫人手足无措，十分尴尬。看到那情形我都有心想杀了他，可很显然奥利弗也同样处在无尽的痛苦之中。

这时，劳拉又一次成了令大家担心的理由。没想到她竟然拒绝回国，并坚持留下来帮助夫人。我实在不明白她的想法，在我看来，这又是她诸多愈加古怪的行径之一罢了。我父母多次从都柏林打来长途电话命令她回家，可劳拉却丝毫没有动摇。但不管怎样，夫人似乎都完全不关心，但她向我保证，如果劳拉想留下来也绝对没有问题，她肯定能给她找点事做。能得到她的保证我就心满意足了。劳拉泪流满面地跟我们道了别，她满心期望地抱住奥利弗，可他却面无表情，如同一块冰冷的墓碑。

那段时日，我无疑给我的父母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当我提出想要退学去开一家餐厅时，家里又掀起了新一波的批判和哀怨。然而，这一次妈妈却站在了我这一边，并且最终还说服了父亲借给我一些启动资金。从法国回来后的几个月我几乎整天泡在厨房里，妈妈十分喜欢我带来的所有新鲜美味。有的香料是我从法国带回家的，另一些则是从拿走我童子身的蒂里那儿进口来的。爸爸虽然对我的食物非常满意，但还是认为我应该多花些时间在书本上。不过后来有一次，在他们设宴款待十二位最见多识广的朋友时，我一手承办了宴会，呈上的每一道菜肴都让在场宾客赞不绝口，那时候父亲才终于心服口服地承认了我的烹饪天赋是对得起他的投资的。

我与父母之间持续的谈判交锋让大家都忽略了劳拉宣称不会回家过圣诞这件事。从她不定期的来信中我们得知，依靠全省上下募集到的捐款，东翼楼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实施。虽然不明白她的初衷是什么，但我们仍然对劳拉的义举感到很自豪，给她寄去了一个大大的礼盒，还附上了一张数额可观的银行汇票以表父亲的一番心意。

1974年3月底，我的餐厅“蔚蓝之星”在市中心乔治王广场尽头的小巷里开业了。在这一年间，我的人生进行了一次华丽的转变。餐厅从一开业就生意红火，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我预计如果客流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平，在五六年之内我就能还清父亲的投资，一切都太棒了。接着，到了8月，劳拉回来了。

我的父母自然是松了一口气，我也想听她说说在克洛尚发生的一切，想知道戴格斯城堡的重建工作进展如何，薇洛妮克夫人好不好，想知道她有没有见过蒂里。劳拉虽然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但却是一副冷冰冰心不在焉的样子。她的样子看上去也相当可怕：双眼下是深深的眼袋，整个人骨瘦如柴。吃饭时她只是稍微动了两口。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她是正经历精神崩溃才出现了反常举动。母亲带她去看医生，医生推荐了一种臭烘烘的补药，但也丝毫不见效果。当我提议联系奥利弗时，她也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我不明白劳拉究竟怎么了，非常为她担心。我提出让她到餐厅来工作几星期。她已经休学一年了，但离新学年开学尚且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餐厅工作期间，她有时候一切正常，有时候又会连续几天缺勤，造成餐厅人手不足，让我们懊恼不已。问起她为什么不上班，她说她累了。“你怎么就累了？”我气愤地说，“你整天什么事都没干！”

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已之下我只好联系奥利弗，问他是否能到家里来看看她。他答应了我的请求，邀请她到我的餐厅用餐，或者去其他任何她想去的地方都行，但劳拉拒绝了。奥利弗甚至还给她写了一封信，但劳拉根本不想见他。我在想，奥利弗之所以和劳拉分手，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内情。从外人所能看到的来说，在他们交往期间他一直都非常绅士，绝对不存在他背叛劳拉或者类似的情况，但很显然，劳拉不会原谅奥利弗对她的拒绝。通常都是劳拉拒绝别人。显然她无法接受有一天会风水轮流转。我觉得劳拉的萎靡不振并不能归咎于奥利弗。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史丹利

传言和新闻中所说的那些关于奥利弗的事对我来说实在难以置信。我的确已经几十年没见过他了，但报纸头条上所描述的那个人绝对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男孩。

在奥利弗以文森特·达克斯这个笔名声名大噪时，看到他的人生如此成功我真的很为他高兴，但在我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即使以爱尔兰人的标准来看也算得上相当悲惨。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见证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人们都说孩子总会把自己的处境视为所有人的常态，所以我想奥利弗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如何弃他不顾的，但那时的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