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人口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他们或是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是向地中海对岸更富裕的世界移民。铁托曾企图使前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通过共同参与反对轴心国的血腥战争而团结起来，现在那些人民却卷入了彼此之间的血腥战争。他们打仗似乎就是为了人类学家所说的造成大多数部落社会“原始战争”的根本原因——“领土争夺”。曾激励着现代革命者奋斗的苏联分崩离析，它的边界地区也出现了与前南斯拉夫类似的情况；新独立的“少数民族”摆脱苏联统治后获得了自由，但古老的部落间仇恨死灰复燃，战事重起。有时战争不是两个部落的争斗，而是同一部落的内讧，在外人的眼中看不出任何政治目的。

在我们这个世纪末的世界，曾经自上而下推行军事化的富国口口声声要维护和平，遭受了自下而上军事化之苦的穷国也对军事化予以拒斥或谴责。这一情形是否说明人类终于认为战争不再有用，对它不再趋之若鹜了呢？我们时代的战争不仅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而且是世界上那些或心怀怨愤，或财产被夺，或一无所有，或渴望自由的大众表达他们的愤怒、嫉妒和积聚已久的暴力冲动的工具。经过了5000年有记录的战争后，现在有理由相信，文化和现实的改变终于遏制了人类动辄动武的倾向。

现实的改变有目共睹，那就是热核武器及其洲际弹道导弹运载工具的出现。然而，在1945年8月9日之后，没有一个人死于核武器。自那以来因战争死亡的5000万人大多数是被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武器和小型弹药杀死的，那些弹药比同时期泛滥全球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干电池贵不了多少。在世界的先进地区，除了毒品交易或政治恐怖猖獗的几个地方，廉价武器对人们的生活基本没有影响，所以富国的人民迟迟没有意识到这种武器的泛滥带来的可怕后果。不过，现在人民开始逐渐对这个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

对于1962年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基本上没有电视报道，但越南战争却是主要的电视新闻。然而，电视媒体产生的效果只是进一步加强了适龄当兵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对应征入伍的抵抗，并没有激起对战争的反感。但是，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瘦骨嶙峋的埃塞俄比亚老百姓拼命逃离和他们同样营养不良的士兵，看到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犯下的残暴罪行，看到伊朗的儿童兵在伊拉克的沼泽地里遭到大批屠杀，看到黎巴嫩的社会被完全摧毁，看到十几场其他恶劣、残酷、毫无意义的冲突的情景之后，结果就不一样了。在今天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几乎找不到理性上对战争有理这一观点的支持。海湾战争爆发几天后，电视上关于它造成的大屠杀的画面一出现，西方对海湾战争的支持即烟消云散。

最近，拉塞尔·韦格里（Rusell Weigley）发表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提出了他所谓对于“战争长期无果”的不耐烦情绪的影响。他研究的是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那一段时间。在那段时期内，各国都掌握着可靠的作战工具，技术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他的论点是，战争本身证明，它并非“政策以另一种手段的有效继续……而是政策的破产”。他暗示说，由于达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产生的挫败感导致了在后来的世纪中“有意或无意地犯下更严重、更卑劣的残酷行为”，“直至洗劫城市，夷平乡村，既是为了复仇，也是徒劳地希望更残酷的暴行（会）打垮敌人的精神”。他的意见和我在本章中提出的观点大方向是一致的，现总结如下。

在以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那个世纪，军事理论和文化道德分道扬镳，彼此矛盾。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财富的增多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使人们乐观地期望，自古以来人类生存面临的各种艰难将逐渐减退。然而，这种乐观情绪没能改变国家间解决争端所使用的手段。事实上，工业化创造的很多财富都用到了国家的军备上，于是，到20世纪战争爆发时，如韦格里指出的，它“难以破解的无果”更是变本加厉；富国的反应是加大自上而下的军事化，以冀打破僵局。随着战争的大潮波及世界的贫穷地区，那些地区兴起了致力于推翻欧洲殖民帝国，争取自由和西方式富裕的独立运动；运动的领导人迫使农民成为战士，因此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军事化。两者都注定要受挫失望。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大规模军事化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这导致了核武器的发明；本来是为了不必对战场投入人力即可赢得战争，但一旦部署了核武器后，却发现它会毁灭一切。贫穷世界中的大众军事化没有带来解放，经过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后，结果只是使压迫性政权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就是目前我们世界的情形。不过，在种种的混乱和不确定当中，仍可依稀辨出将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轮廓。要说战争不会再次发生，不免太过自信自大。在巴尔干地区和苏联外高加索地区，当地人民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煽动下打作一团，犯下的暴行特别令人发指，这使上述说法不攻自破。然而，这样的战争不像核武器发明之前世界上发生的类似冲突那样凶险，因为没有敌对的大国为交战的双方撑腰，也就避免了这种大国支持所意味的一系列危险的连带影响。这样的战争促使各国出于人道考虑进行干预，希望缔造和平。缔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