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的前景也许渺不可及。巴尔干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根源久远，其目的似乎是研究“原始”战争的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领土争夺”。这种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调解不会起作用，因为促成助长它们的是激情和仇恨；对这种感情，理性的劝说和抑制无能为力；它们是非政治的，是克劳塞维茨完全没有考虑在内的。

然而，做出努力企图缔造和平，这一事实本身就标志着文明对战争态度的深刻变化。努力媾和的动机不是出于政治利益的算计，而是出于对战争造成的结果的深恶痛绝。媾和的驱动力是人道主义的感情。虽然人道主义者一贯反对战争，但是人道主义过去从未被一个大国宣布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可今天美国这样做了；人道主义过去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超国家组织的推动，但近来联合国正是这样做的；人道主义过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获得众多并无相关利益的国家的实际支持，这些国家如今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部队去维持和平或缔造和平来表现它们对人道主义原则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新的世界秩序已经来临，也许有些操之过急。然而，全世界打击残酷战乱的决心已经清晰可见。这样的决心如果能维持下去，就是20世纪发生的各种可怕事件产生的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结果。

若是不小心，文化转变的概念很容易让人产生误判。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良性变化，如生活水平的改善、识字率的提高、医疗科学的进步、社会福利的扩大等等，但期冀人的行为因此改善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使人觉得也许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效的反战运动。然而，深远的文化变革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有案可稽。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指出的：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初期的产物，许多人一度以为它是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在1788—1888年间，奴隶制基本上被废除了……它的消亡迄今为止看起来是永久性的。同样，其他古老的传统，如用人做祭品、杀婴和决斗，似乎也都自行消亡或被废除了。可以说，战争，至少发达世界中的战争，正沿着同样的轨迹发展。

必须指出，米勒不相信人天生有暴力倾向；这是行为科学中争议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都谨慎地不去碰它。然而，首先要同意米勒的这个观点，才能注意到有证据说明人类如有别的选择会避免战争，并且相信此类证据。

我是相信这样的证据的。我这一生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