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材料，和军人相处交谈过，访问过战争发生的地方，观察过战争产生的结果。在我看来，战争在人类的眼中已不再是解决争端和问题的可取的或有效的手段，更不是理性的手段。这不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人类有能力逐渐把大规模普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联系起来。自从有了关于人类行为的记录以来，大部分时间内，人们或者是通过亲身经历，或者是经由推断，都明显认为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现在计算的结果反了过来，成本明显超过了收益。有些成本是物质的。军费的猛增就连富国的预算也经受不起，穷国则为了强军而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机会。真正打起仗来，人的生命的成本就更高。富国知道这个代价太高，所以彼此不会打仗。和富国打仗的穷国则无异以卵击石，必然战败受辱。穷国彼此作战，或发生内战，其结果是毁了自己，甚至毁掉使它们战后赖以复原的社会结构。战争真正成了灾祸，正如疾病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是灾祸一样。疾病的灾祸几乎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基本上被扫除了，当然，疾病没人喜欢，战争却有人支持，但现在对战争的支持也只是口头上的。必须认识到，要建立不给战争立足之地的世界政治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来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文化都浸淫着武士的精神，所以文化上的改变需要与过去决裂，完全没有先例可循。然而，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威胁也是没有先例的。循着人类文化过去好勇斗狠的轨迹找出未来可能通往和平安宁的道路，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1]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是“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译者注

[2]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指挥希腊联军在温泉关抵抗波斯侵略军，以300人全部牺牲的代价掩护了联军主力的撤退。——译者注

[3]指不容别人染指。———译者注

[4]旧制度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制度。——译者注

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

我们期盼将来战争会受到理性的限制，但不应因此误以为过去发动战争时可以随心所欲。很久以前，高层的政治和道德制度就企图对发动战争和战争中的行为做出法律和道德上的限制。然而，对开战最重要的限制往往是人的意志或能力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它们属于苏军总参谋部所谓“永久性作战因素”的范畴。这类因素，如天气、气候、季节、地形、植被等，总是会影响作战，经常会限制战争的行为，有时甚至会使作战成为不可能。其他因素可松散地归类为“偶然性因素”，包括供应、给养、宿营、装备等方面的困难；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严重限制了作战的广度、烈度和长度。随着财富的增加和技术的发展，这类因素有些变得不再重要，或者被克服了，比如士兵的口粮现在几乎可以保存无限长的时间而不坏，但没有一个因素可以说完全得到了消除。今天，如何保证战场上部队的给养、住宿和运输仍然是指挥官最先需要解决的最主要、最持久的问题。

也许最能显示“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进攻或防御作战的范围和激烈程度的限制的莫过于海上作战。人在陆地上可以动拳头打架，但在水面上哪怕是动手打架，也需要能浮起来的平台。由于人造的平台易于朽坏，所以我们只能猜测，有意建造的平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已发现的平台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前6315年。鉴于哪怕是造最简单的木筏或独木舟都需要费很大力气，可能还需要众人合作，可以假定，从人最早开始使用骨制和石制工具到造出船来，中间经过了一段十分漫长的时期。

专门的战舰，或哪怕只是适于作战的船只，到较晚的时间才出现。它们建造起来耗资巨大，还需要专门训练的船员来操作。因此，建造和操作这类船只需要相当多的可支配财富，可能需要统治者动用财政结余。如果说最早的海上作战是海盗抢劫，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话，必须记住，即使是海盗也需要资金才能从事海盗行为。初期建立海军可能是为了打击海盗，但也可能不是；统治者维持船队最初或许是因为可以用它们沿河或沿海岸运输军队或物资。不过根据其定义，海军舰队比单艘的船花费大得多。无论怎么看，水上作战都比陆上作战贵得多。

使人无法随心所欲地在水上作战的限制因素不只是费用，还有天气和船身推进力不足的问题。风力是不用花钱的，现有最早的一幅关于海上战争的图画描绘的是公元前1186年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战士和“海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战斗；在那幅图画上，埃及人乘的就是有帆的船。然而，在火炮发明之前，帆船作为作战平台并不合适，因为操纵风帆意味着无法逼到离敌人较近的距离，使火药发明之前的武器得以发挥作用。桨船更容易操纵，作战双方可以使用剑或长矛互相格斗。桨船还有一个好处：它装上攻坚用的大槌，桨手全力划船，对准敌船的船身一侧撞去，真的可以把敌船撞沉；而结实的木制帆船尽管经受得住这种撞击，但做不到高速撞沉对方。对帆船来说，风小了速度上不去，风大了海面波涛汹涌，哪个不想翻船的船长都不会冒险出海。

尽管桨船作为战船有着严重的缺陷，但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在地中海占统治地位的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