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汉森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家里有葡萄种植园，他逐渐开始怀疑“夷为废墟”的后果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凄惨。根据他的亲身经验，他知道葡萄藤具有奇迹般的再生能力，无论怎么折腾，哪怕是全部砍掉，只剩下根，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仍然会冒出绿芽，到了夏天照样枝繁叶茂。毁掉葡萄藤的唯一办法是把它连根拔起，但那很费时间：根据他的计算，一英亩葡萄园有2000棵葡萄藤，要把它们都毁掉需要34个工时。橄榄树抗破坏的能力更强：橄榄树长成后，木质坚硬，枝干虬结，点火很难烧得起来；树干粗大，直径可达20英尺，斧钺难侵。橄榄树和葡萄藤一样，遭砍削后复原能力很强，虽然不如葡萄藤那么快，但也是只有被连根拔起才真的会死去；但用拔的方法毁掉橄榄树丛比毁掉葡萄园更加费力。因此，来犯的敌人要想打乱希腊农耕业的生产周期，必须从脆弱的作物下手，那就是农田。一年没有收成会导致缺粮，若是连续两年颗粒无收，存粮吃光后就会出现饥馑。然而，夷平农田也并非易事。春季的庄稼青苗水分太多，不能用焚烧的办法，有时入侵者会骑着马践踏田地，但那样费时良久且效率低下。成熟的庄稼一旦收获，就储存在安全的谷仓里准备脱粒。因此，从地里的庄稼变得干燥易燃到收获入仓，这段时间非常短，只有5月里几周的时间。

但是，一心烧杀抢掠的来犯敌人无法一举席卷希腊的农田；希腊的农民一般用护堤或围墙把自己的田地围起来，田地内不同的地块周围也建造围墙，即使不和邻居的田地相接也要造围墙；结果，“劫掠的敌人无法在希腊的田野上横冲直撞，随意放火破坏……围墙、山丘、小果园和葡萄园这些重重阻碍使他们只能缓慢前进。”简言之，希腊城邦的领土易守难攻，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成为合理的军事策略。敌人通常来自不远的地方，所以他们一旦备战，必定会传来风声；如果能够在边界上阻挡并抵抗敌人，不使他们在可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短暂时期内有可乘之机，那么所有土地拥有者的农田就都可以免于破坏，他们养活家人、履行公民和战士的权利和义务的依靠就能保全。

这一分析在汉森开始研究之前就已被普遍接受，也许与他的研究结果有些细节上的不同。然而，汉森提出了一个革新性的观点。鉴于对希腊农耕地区发动有效攻击的时间段极为短暂，而且汉森也指出，我们所谓的城邦“公民”至少有80%住在乡村，不是城市居民；另外，来犯者出发后，自己家中的田地也有遭受破坏的危险，所以速战速决、一锤定音就成为战术的上上之选。这样，决战的“思想”就在希腊人的头脑里生了根，与这个思想一起的还有其他有关决定的思想，如政治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戏剧情节决定必然的结果、逻辑决定智力推理达成的结论，等等，这些都是希腊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可本末倒置。从希腊人开始采取方阵战法，大军在狭窄的战场上整齐列队，挥舞着盾牌和长矛短兵相接，到希腊在思想知识领域中取得彪炳千秋的辉煌成就之间至少相隔两个世纪。另外，尽管希腊人实现了文明，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旧有的一些特质，包括原始的复仇激情。在所有希腊人都耳熟能详的神话中，关于神庙中供奉的诸神因自己受到侮辱而进行无情报复的故事比比皆是。所以，汉森认为，

希腊人的作战方式（可能）可以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因为小农庄主认为祖先留下的土地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护，做到攻不可破，除了他们自己，绝不能让他人涉足，所以只要一声令下，所有公民都会拿起武器拼死保护国土的完整……大部分希腊人感到，如果主权受到了侮辱，最有尊严、最快捷的复仇方法就是过去的对阵战。无论是他们的传统和义务，还是他们自身的愿望，都要求他们迎着敌人的长矛冲上去，快速高效地结束战斗。

起源于古希腊的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可能也帮助形成了希腊人在战场上不拼个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的特点，那就是竞技体育以及相关的战车竞赛、赛马、拳击、摔跤等等。从公元前776年起，希腊城邦之间开始组织这样的竞赛，每4年一次，竞赛地点在伯罗奔尼撒西部伊利斯城邦的奥林匹亚；这4年一度的赛事直到公元261年，延续了1000多年未有间断。竞技体育在古希腊源远流长，荷马就曾描述过，在阿喀琉斯“为纪念他的战友普特洛克勒斯在特洛伊城门前单挑赫克托耳被杀”而举行的仪式上，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举行双驾战车比赛、拳击比赛、摔跤比赛、投掷重物比赛和赛跑。

许多其他民族也有或后来发展起了类似的习俗：亚利桑那州的霍皮族印第安人在播种季节举行祈雨赛跑，参加赛跑的人象征着云和雨，希望这样的仪式能使上天降下甘霖。许多狩猎民族，如北美洲的休伦人和切诺基人，都有具有象征意义的或纯粹的游戏或比赛，参赛者通过比赛学会追逐猎物的技巧。就连大草原上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游牧民族也比赛骑马带物冲过获胜线。不过总的说来，骑马民族不搞竞技体育，尤其是涉及粗暴的肢体接触的体育活动；如果可以把一段虚构出来的在梭伦和一位来参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斯基泰访客之间的对话用作证据的话，可以看到希腊人认为那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