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火炮互相消耗，战场被毁，加之国内的炮弹制造业和接近前线的军需供应不堪重负。第二个办法是坦克的发明，但生产出来的坦克数量太少，坦克也速度太慢、太不灵活，无法根本性地改变战局。大战接近尾声时，双方都寄希望于新发明的空中工具来打击削弱对方国民的士气和生产能力；然而，那时的重型飞机和飞艇都不具备改变大局的攻击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是因为高级指挥层发明或使用了新的军事技术，而是因为工业生产对人力的无情消耗。德国在这场“物资战”（Materialschlacht）中败下阵来几乎是个偶然，协约国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战败国，而俄国在1917年也的确尝到了参战的苦果。不断扩大军队，购买越来越昂贵的武器——这些就是各国总参谋部对政府建议的办法，说靠它们可以确保和平；如果战争爆发，也可以靠它们赢得胜利；但既然各国都如法行事，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就都互相抵销掉了。胜败双方都被供应和后勤的负担压垮了。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的战胜国却靠着供应和后勤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除了悲痛伤心以外，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很晚，当时也基本上没有军工产业，因为它1865年后致富靠的是面向国内的、非军事的工业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1941年就加入了战团，而且在之前的两年间一直在加紧发展军工产业，为英军，后来又包括苏军，提供对纳粹德国作战的军需。在大萧条中遭到重创的美国工业拜重整军备之赐得以复兴，但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快、最持久的扩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0%，它的作战物资生产所占工业总产出的百分比从1939年的2%猛增到1943年的40%，而且美国生产作战物资基本不靠贷款，而是靠收入供资。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工厂利用率从每周40小时增加到90小时；结果造船业的产出增加了10倍，橡胶产量翻了一番，钢产量几乎翻了一番，飞机产量飙升11倍——“二战”中主要参战国制造的75万架飞机中，30万架是美国出产的，只1944年一年，美国就制造了90000架飞机。

打败了德国和日本的是美国的工业，还有提供了军需运输手段的美国造船业。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发展的商船运输能力超过5100万吨，包括万吨级的自由轮和胜利轮，还有T－2型油轮。美国采用了革命性的预制件造船法，操作起来，一艘轮船从开始建造到下水只需4天零15小时；在建造自由轮的高峰期，每天都有3艘货轮下水。大西洋战役中使用远程飞机和护送商船的航空母舰——均为美国制造——打败了德国的潜水艇，但即使没有远程飞机和航空母舰，以美国造船的速度，德国的潜艇也不可能击沉如此之多的货轮。

因此，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战争是靠供应和后勤打赢的。这一事实确定，在未来常规军队之间攸关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成败的关键是工业能力，而非任何其他因素。1945年后尚未发生这样的冲突，这要归功于美国在取得空前工业成就的年代里同时发明了战场作战的替代品——原子弹。人类自500年前开始寻求把作战依靠的力量从人力和畜力转为可储存的能量，原子弹是这个技术发展历程的顶峰，而求索的努力始自火药的发明。

第五章 火

火被用作武器由来已久。拜占庭人是始作俑者，在7世纪就开始使用“希腊火”。他们对这种武器的成分守口如瓶，时至今日，学者们还在就它的性质争论不休。我们只能确定，它是液体，用唧筒喷射，主要用作助燃剂在围城战和海战中攻击木质结构。它这个“火力”不具备如推进剂或炸药这类材料的现代意义。尽管它使人闻之色变，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但它其实并未产生特别有效的创新成果。它没有像火药的发明那样，带来战争的革命性变化。

不过，火药与它有关，因为现在普遍认为，“希腊火”的主要成分是巴比伦人称为“石脑油”（naphtha）或“燃烧之物”的东西，那是石油渗透到地表的沉淀物。巴比伦人把它看作无用之物。但是，大约在11世纪时，中国人发现，把从当地地表渗出的包含石脑油的物质和硝石混在一起，产生的混合物有爆炸和燃烧的性能。在那之前，中国人偶然发现，在含硫量高的土上烧火，特别是用木炭烧火时会发生爆炸。当纯化硫和木炭粉以及硝石晶体混合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火药。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间在950年前后，最初可能是在道观里用来作法。关于中国人在战争中是否使用火药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13世纪末之前做出了火炮（尽管早就做出了烟火）。在那之后不久，欧洲也有了火药，也许是炼金术士在徒劳地孜孜寻求点石成金术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它的秘密，而人一旦发现了它的爆炸性能，马上意识到可以把它用于军事用途。至于后来如何发现如果把火药和弹射体装在管子里，点燃火药后产生的力可以把弹射体向着特定的方向推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准确地知道，获得这个发现的时间是14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