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先经过仲裁，拒绝接受对其不利的仲裁结果的一方将受到国际制裁。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确切地规定了对战争的法律限制，这项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的文件是除《国际联盟盟约》以外，又一项要求签署国承诺今后“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的公约。自那以后，所有战争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就是因为目睹这条新的国际法原则受到公然践踏，才决心在1945年把反德反日的道义联盟变为联合国这个永久性的组织。主要是在美国人的坚持下，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再次重申了《巴黎非战公约》和《国联盟约》的原则，并在国联的仲裁和制裁机制之外加上了一套规定，使联合国能够对违规者使用武力。

美苏之间40年的核对抗使得《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形同虚设，个中原委众所周知，不必赘述。然而，即使在1990年苏联解体，核对抗随之解除之前，两个超级大国就已经商定了核裁军的实质性措施，因为导弹技术的完善造成突然袭击的危险日益加大，使得两国都忧心忡忡。因此而导致的缓和是国际关系领域中自1945年联合国创立以来最令人快慰的发展。

然而，最有希望使沉溺于战争的世界走上和平道路的既不是核裁军，也不是因俄罗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造成的新的和谐气氛，而是苏联在离解体只有几个月的时候，决定支持联合国对1990年秋无故侵犯科威特的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无论按照什么标准，伊拉克都违背了《国联盟约》《巴黎非战公约》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正义战争”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条文。在联合国决议授权下出兵惩罚伊拉克并夺回被它非法吞并领土的军队如同疾风扫落叶，击败了伊拉克军队，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这是自17世纪格劳秀斯在三十年战争鏖战方酣之际确立了正义战争的道德指导原则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正义战争的胜利。

除联合国以外，没有更好的缔造和平的工具，但期盼联合国能永久维持和平的人恐怕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希望成真。人先天具有暴力的潜质，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我们承认，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有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可能会把这一潜质发挥出来。自出现了有组织的军队以来，人类在4000年的历史中学会了找出这些适合当兵的少数人，训练他们，给他们配备武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当多数人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支持他们去作战，并为他们的行为鼓掌欢呼。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没有军队——这里指训练有素、遵纪守法的军队——的世界将会乱得不可收拾。高素质的军队不仅是文明的工具，也是文明的标志；没有它们，人类就只能或者回归“军事地平线”下的原始生活，或者陷入无法无天的未世乱象，如霍布斯所说，“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族群之间互相仇恨，廉价武器这一工业化世界最可耻的产品充斥社会，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混战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每天都能从电视上看到这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它显示出，如果我们不肯拒斥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思想，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政治导致战争是令人智昏的毒酒，那么战争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苦难。

拒绝接受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不需要像玛格丽特·米德那样，把战争视为人的“臆造”；也不需要想方设法改变我们的基因，那注定不会成功；更不需要摆脱我们的物质环境，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掌握是仅仅两个世纪之前我们最乐观的祖辈都无法想象的。我们只需认识到，经过4000年的试验和重复，作战业已成为一种习惯。在原始社会中，这个习惯受到程序和仪式的限制。在后原始世界中，人的聪明才智把程式和仪式与作战分离开来，去除了它们对战争的限制，使从事暴力的人得以把战争的暴力程度推至，甚至超过极限。作为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发展到极致的暴力行为”；作为军人的克劳塞维茨没有料到他的哲学理论导致的恐怖结果，但我们却看到了。原始人崇尚克制、外交和谈判，我们应当重拾这样的习惯。除非我们摒弃人类后来养成的习惯，否则我们将难逃毁灭的命运。

[1]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公约和声明文件的总称——译者注

结语

我在本书的开头曾发问：“何谓战争？”现在书写完了，我希望能使读者认识到，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战争也并非都属同样的性质。我还希望读者会对人注定要打仗，世界事务归根结底只能用暴力解决这样的思想产生怀疑。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因为我们所属的国家大多是经过征服、内战或独立斗争而产生的。而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从事暴力的人，许多本身就是战士；即使没有亲身参加战斗，也明白暴力的用途，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20世纪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也造成了普通男女观念的扭曲。在西欧、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战争影响到了大多数家庭的两三代，甚至三四代人。几百万儿子、丈夫、父亲和兄弟应征上战场，却再也没有回来。战争给全体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经历他们遭受过的苦难。然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