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们为贾谊开一个专栏，这人实在太有才，政治情商却低到地板上，完全有必要拿出来晒一晒。

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夏季，汉文帝刘恒针对帝国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专门下诏：废除当前流通的铜钱货币，发行新货币四铢钱。不仅如此，刘恒还同步下诏，允许民间自行铸币。

《资治通鉴。卷十四》载，当时物价飙升，一石米贵至一万钱，这是什么概念呢？

所谓的“一石米”约合30kg；所谓的“一万钱”是指需要一万枚铜板（高祖时期发行的铜钱——荚钱）。

汉初时期，物价正常情况下，一石米的市价是50钱，到了前175年飙升至1万钱，整整翻了200倍。

1万枚铜板，按照官方的铸钱标准，一枚铜板约2g，1万枚铜板约合20kg。背着20kg的铜板去兑换30kg小米或粟米。

通货膨胀率已经顶天了，刘恒这才废了高祖时期的荚钱，发行四铢钱。

那么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

私人铸钱的现象泛滥成灾。

虽然汉帝国用律法严禁私人铸钱，但是每一年每个县级单位，都会有数百人为此受到刑罚，或弃市，黥面（在脸上烙印或刺字）。

汉帝国根本就管不住，禁不了。

自公元前202年汉帝国开国，到当前的公元前175年，近30年以来，私币不断增量，生产力基本原地踏步，这才有了背着20kg的铜板去购买30kg小米的奇葩现象。

关于刘恒为什么在更换货币的同时允许私人铸钱的政治动机，我们稍后再议，现在我们有请贾谊闪亮登场！

贾谊虽然被逐出了长安的未央宫，身在长沙国担任诸侯相国，但是接到汉文帝的这一诏书之后，他表示万分不解，十分反对，立即上书劝谏汉文帝收回成命。但是刘恒压根就没搭理这一茬，这究竟是什么梗？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看看贾谊上书说了些什么？核心观点和逻辑是什么？

当我们将贾谊的系列观点梳理总结一下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贾谊根本就不像是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而像是现代人，其思维敏捷，逻辑缜密，直指问题核心与根源的思辨能力堪称一绝。

一、 贾谊认为，物价飙升的原因在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多且乱，各地的铜钱都不一致，含铜、含铅量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二、 市场上的铜钱太多，是因为私人铸币所致，私人铸币的弊端就是弄虚作假，将钱币铸得很轻，很薄，掺入铁等其他金属材料，使得铜钱自身成本下降，从中牟利。

三、 帝国的官吏之所以管不住、禁不了私人铸钱，并非刑罚不够严峻，也不是官吏体系不给力，而是因为没有从源头（铜矿开采，铜材流通）开展工作。只要帝国朝廷下决心将这些东西纳入官方统一经营管理，必然可杜绝私人违法铸币现象。

四、 现在直接官宣允许民间铸币，这会导致资源错配，市场失灵，农民都不种田，都去挖矿铸币，这不利于帝国的发展与长治久安。

五、 铸币应该是皇上执掌帝国的权柄，但是现在皇上您却把这个权柄让渡给民间了，这不妥。

然并卵！无论贾谊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刘恒压根就不搭理这一茬，依然按照既定方案发行新币，批准民间铸币。

刘恒之所以否决贾谊的一揽子建议，是因为其判断力不在线？还是有什么不可明言的苦衷吗？

其实都不是。

贾谊是从帝国经济学、管理技术、逻辑层面给出一系列建议，但是这些东西在帝国大佬刘恒案前都排在次要位置，刘恒可以将其全数忽略，而用政治视角做理性的判断与决策。

那么刘恒的政治视角和理性层面的具体逻辑是什么呢？

刘恒的逻辑非常简单，简要概括为两句话：其一，充分吸取秦苛政而亡的历史教训，秉持无为而治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对脆弱的汉帝国民间生态的干涉与影响；其二，让汉帝国的子民“富”起来（没钱想办法铸），实现“藏富于民”（自己铸，自己花），官方不过问，不与民争利。

当我们试着站于刘恒的政治立场和理性决策时，你可能还剩下一个疑问：如果刘恒的决策是正确的、是理性的、是适宜的，那么贾谊科学的提议为什么就不适合呢？

这个逻辑一点都不复杂：按照贾谊的那一套去处理，参照一下晚清的盐务和河运管理就可以管中窥豹，那需要一个非常强悍的，规模庞大的封建官僚体系，这对于汉帝国而言，不一定是利民的，不一定是合适的。

这一轮pK的结论：大才子贾谊说得全对，汉文帝刘恒做得全对。贾谊在科学视角下看问题通透；刘恒在政治视角下，决策理性且适宜。

贾谊在长沙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度给汉文帝上书，谈了帝国当前的大问题——诸侯必将尾大不掉。

照例，我们先看贾谊是如何看待诸侯问题的。

贾谊认为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是一样的，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刘兴居敢于在帝国还处于蒸蒸日上的形势下谋反，这就是证据。

贾谊认为，当前没有其他诸侯跟进谋反，那是因为这些诸侯王大部分都还是个孩子，翅膀还没硬朗，那是因为帝国朝廷所任命的太傅、诸侯相国还掌控着诸侯的权柄。当这一批诸侯王成年血气方刚后，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势必会遭到排挤，朝廷无意间在诸侯王在封地所撒下的谋反种子将会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

贾谊认为，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