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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一幢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幽雅的茉莉花。我从这幢房子开始的采访，持续了四年，直到现在，我写文章这会儿，采访都还没有结束。说真的，当初我决没有料到结果会是这样。

　　把我吸引来这儿的，是该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简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一家叫“突击手”的汽车厂里。人们欢送会计师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 莫洛申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勋章。在一般人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但就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已经隐约暗示出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在1941年至1945年间她究竟是个怎样的战士？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象少女一把长辫子楚楚动人的盘在头顶上，一点都不象报上登出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不，我不想回忆……神经根本受不了。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片……”

　　接着她反问道：“干吗要来找我？您可以去找我的丈夫。他可以给您讲好多……指挥员的名字，将军的名字，部队的番号……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自己，我的那些事啊，象钉子一样钉在心里……”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您的眼睛谈，这玩意会妨碍我的。“可是不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给抛在脑后了……

　　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 莫洛申娃（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我的故乡在迪亚科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我进了集体农庄，修完了会计学课程，以后就开始工作了。同时我们还在兵役委员会办的学习班里学习。我们在训练班学会了实弹射击。这个由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人，邻村有五个。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全都是女孩子……男人能扛枪的全上前线了……”

　　“不久，共青团号召青年们参军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了。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愿意上前线。我父亲已经上前线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前线……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挑选很严格。首先，必须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侯常常生病，体质很弱。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弟弟，虽然她们全都比我小，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的主席不同意我走，如果我们全都上前线，整个农庄都会瘫痪的。我们去共青团区委会，也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还没被批准。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家一块去。可是，我们连团中央的们都进不了，从西面逃出来的青年全挤到这里来了，他们是要来为亲人报仇的。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的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好了，我们手里有了王牌。我们还告诉他，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总共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初步的医疗知识。书记最后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送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道，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型帽，领到了背囊，然后被装进了运兵列车……”

　　“我们不知道将会被编进哪支部队，也不知道火车载着我们朝哪个方向开。说到底，我们对于干什么工作根本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成。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一样。我们开到了谢尔科夫车站，离它不远处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学校。原来我们都要在这里完成狙击手课程。”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原地伪装、化学防护。女孩子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步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我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统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统靴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了。司务长发现后，猛训我们一顿，接着便教我们如何裹包脚布。他爱我们耳旁唠唠叨叨：‘姑娘们，我什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