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

　　“‘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象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I’“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子了。我很想同您讲讲——我们那时是什么情形，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您是想不到的。我们团长接过旗帜，发出命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这时，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因为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将和其他各团队一一坦克团、步兵团……完全—样了。我们站在那儿哭着，个个都泪如泉涌。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把任何任务都交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要对您说的，也许您现在不会相信。我那时因为工作紧张过度，积劳成疾，浑身都是病。我患有夜盲症，这是由于吃不饱饭和神经性疲劳过度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你想想吧，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整个身心都受到一次振奋……”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位游击队女护士的故事，她现在是白俄罗斯国立卫国战争博物馆的讲解员，叫薇拉·谢尔 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虽然她讲的不是战争初期的事件，但她说的事儿仍使大家想到了那些事件，而且在每个故事里，你都能发现新的、出人意料的细节，这些细节格外确切、格外全面地传达出那个岁月的气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说：

　　“我所在的游击队并入了红军正规部队。阅兵后，我们被通知上缴武器，干别的工作。我们很纳闷：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再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卜卜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了，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妈妈，我太挤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

　　“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里来，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当我们被围困时，大家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在路上他们被敌人抓住，但他们还是逃出来上前线……

　　“当时是怎么回事?还要过好多年，这段历史才会弄清楚，您想想，一个孕妇带着地雷走路……而她还在等着自己孩子的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可她还是那样做……”

　　用什么话来解释这种热情呢?托尔斯泰把它称做“潜在的爱国主义热忱”。而她们谈起自己来倒简单得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呢?我们从小就受的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但我们却必须弄明白这些，要把—切都搞清楚，因为我们是她们的后代，她们的子孙!

　　我一边听录音，一边浮想联翩……不，我不能设身处地地想问题。我怎么有权在这里谈自己?如果用“我”去度量“她们”，那就不能仅仅是记录，而且还要体验：当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象着，仿佛亲眼看到她们如何进入弥漫着士兵烟草味的闷罐车一一这些姑娘，头发剪得象男孩子，穿着清一色的军服，不合体的空落落的军大衣，显得那么笨拙、难看。她们还不肯当着女伴的面流眼泪，不好意思接受母亲长时间的拥抱：要知道，她们这是在开赴前线哪!

　　据她们今天回忆，当时在火车上，年纪稍大的女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声，而她们年轻人一路上又唱又笑。我问她们，她们上前线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回答是一样的：高唱心爱的歌曲。对此我觉得奇怪。她们当时哪懂什么战争?十七八岁的姑娘怎么可能懂得战争?

　　比如，医士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回忆说，她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从护校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地区的一家乡村医院。她刚刚到任，安顿下来，——

　　“我立即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通知说：‘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要派您上前线。’我急忙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农村工作时，发给了我安家费。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