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钱，我便用这钱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面放了一张护校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把您派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宁格勒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到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

　　明斯克地区贝列金诺中心区的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上士，司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我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间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能配备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时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它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指挥员召集大家列队，然后点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指挥员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想到花儿。

　　“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街道两旁自动排起了围观的队伍：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营全是姑娘……我们坐上军列向前开，那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很幼稚。我和另一个姑娘站在车厢连接处。有几个小伙子邀请我们过去坐：‘姑娘们，你们一定饿了。我们这儿有面包干。’但我们拒绝了：‘我们才不去呢。’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

　　为什么在大量的细节中，我只挑选这样两件呢——一手提箱糖果和绑在枪刺上的紫罗兰?也许是因为我想要了解的这个姑娘的性格是我所熟悉的但又是最为真实、最为亲切的。不管那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正是这稚气未脱的一手提箱糖果和一束紫罗兰所引起的三次额外勤务，极其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远胜于大批敌军被炸毁的军列、击落的飞机，烧坏的机械化装备，以及大量的战利品。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消灭了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