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寄希望于人类的记忆。能够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记忆的轨迹，记忆的图像又是多么繁杂，多么紊乱!——随着日复一日的查访，我愈加深信这一点。可是，更为复杂的是某些人发明过而且今天仍在发明着最可怕的武器的图纸，这种武器不是成千地去杀人，而是要成百万地、把人们连同他们的记忆一起毁灭。而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他具备记忆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可是，怎样才能把人们的记忆精确地捕捉住，并且形诸笔墨，告诉世人?

　　对于我的会见请求，收信人大都十分乐于协作，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不，这象可怕的恶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或者：“我不愿意回忆!我什么都记不得……我不想回顾往事！……”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想写就能写，因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卫生指导员瓦莲京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格罗莫娃在信上说，“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里。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我上前线时简直还是孩子，回来时却成了残废。我尽力不向疾病屈服。我读完了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课，但文科大学却没能读完。这要归罪于糟糕的身体。

　　“我一直在过独身生活，由于弹伤和震伤，我不能生孩子。还是请您来一趟吧，我们好好谈谈。我没法在信上把什么都写出来……”

　　“我从前线回来，大夫不许我去学习。该死的战争，该死的震伤……

　　“我在各地漂泊游荡，我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我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只得了几枚小奖章。我不知道我的生平您是否感兴趣，可我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对别人说说……”一—沃伦诺娃(电话接线员)在信上写道。

　　女坦克手，少尉亚历山得拉·列昂捷芙娜·鲍依科在信中告诉我：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马加丹地区的极北镇。丈夫当司机，我当检查员。战争一爆发，我们两人就申请上前线。有关部门答复我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于是我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出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表示我们俩上前线的心愿。我们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一九四三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利亚宾斯克坦克技术学校学习，我们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我们在营地里领到一辆坦克。我们夫妻俩都是一级坦克驾驶员，可是一辆坦克里只能有一名驾驶员。于是指挥部决定任命我为‘ИC—122’坦克车长，任命我丈夫为正驾驶员。我们在同一辆坦克里参加了整个战争。我们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我们俩都受过伤，也都受过奖。

　　“战争期间，有不少姑娘当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常常想：要能把自己的生活向那位作家讲出来，准能写厚厚一部书……”

　　原七八四高炮团第五营营长伊万·阿尔申吉耶维奇·列维茨基在信中写道：

　　“……一九四二年，我被任命为营长。团政委跟我见过面，说：‘大尉，请您注意，您将指挥的不是普通的营队，而是个“少女”营。这个营里一半成员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对待、特别注意和照顾的人。’我虽然知道当时有许多姑娘在军中服役，但对眼前的情况可是一点都没料到。我们这些现役军官，对于‘女性’担任军职始终持有保留态度。这行当历来都是男子干的。当然，比如说，医院里的护士，这我们还是看得惯的。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着是在国内战争中，曾经表现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队里能干些什么呀?在我们这种炮兵部队，得扛一普特一枚的炮弹呀（普特——系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再说，怎么把她们分配到各个炮连去呢？每个炮连只有一个掩蔽部，里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员。她们还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炮机械上，而这些设备全是铁的，就连火炮座位也是铁的，她们是姑娘啊，怎么能吃得消？最后的麻烦是，她们在哪儿洗头发，怎样吹干头发？问题—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经常到各个炮兵连走走看看。见到姑娘挎着步枪站岗，见到姑娘拿着望远镜守在嘹望哨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前线、从前沿阵地上回来的。姑娘们的性格各各不同，有腼腆的，有胆小的，有娇气的，也有果断的，但每颗心都燃着一团火。军事纪律，不是人人都能服从的，更何况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她们不是忘记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受到家信后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惩罚她们吧，第二天准得取消—一心肠硬不起来，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这帮姑娘坑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情不自禁地消除了全部疑虑。姑娘们都变成了出色的军人。她们在工作中甚至比男人更加仔细，更加认真。炮兵做事，精确性是首要的。我带着我的‘娘子军’从高尔基城(我们营在那儿组建)一直打到波兹南。坦克手有铁甲，步兵有战壕，高射炮兵呢，无遮无拦。交起火来，炮兵能使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