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则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做‘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象俗话说的那样，凑凑合合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先用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找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平均每个战士洗衣所用肥皂二十到五十克，全发给我们。这药皂象泥土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们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我的姑娘们差点气哭了：

　　“‘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个姑娘去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的这一百多姑娘，你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可我还是得严明纪律。我的队伍要有良好的秩序。’“他们只好走开。

　　“纪律是不能动摇的。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大尉正好从我屋子旁边走过。他看到我，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您知道，这屋里是谁在住吗？’——大尉对我说。

　　“‘我知道。’

　　“‘这儿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的住处，您不知道她有多么厉害吗?’“我说，她厉害不厉害我从没听说过。

　　“‘我的天！她从来没笑过，很会生气。’

　　“‘那您想跟她认识认识吗?’

　　“‘谢天谢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对他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不，这不可能！人家给我讲过她的事……’“我很爱护自己的姑娘们。我们洗衣队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叫华丽娅。有一次，上级把我叫去了，十天没回来。回到洗衣队时，我听说华丽娅这些天常常回来很晚，在偷偷和一个大尉来往。好啊，好啊，原来在干这种事！

　　“两个月过去，我的华丽娅怀孕了。我把她叫来：‘华丽娅，这是怎么搞的?你现在到哪儿去好呢?你后妈(她没有母亲，只有后妈)还住在掩蔽所里呢。’她哭了，对我说：‘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离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们和我在一起，就象和母亲，和大姐姐在一起。

　　“华丽娅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气已经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我的华丽娅就这样走了……

　　“四五年三月八日这天，我们正在过妇女节。我的姑娘们从屋里出来，突然发现：从树林里钻出两个德国鬼子，自动枪挂在身后……是两个伤兵。姑娘们立刻把他俩收拾了。我作为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向上级写了一份请功报告：今天，三月八号，洗衣女工俘虏了两个德国兵……

　　“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头一件事就说：

　　“‘听着，同志们，我要让你们大家高兴高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昨天，二十一野战洗衣队的洗衣女工们抓了两个德国俘虏……’“战争进行当中，我们都没得过奖励，在战争结束时，上级对我‘说，‘你们洗衣队可以嘉奖两个人。’我一听就火了，愤愤不平，据理力争说：我是洗衣队的政治指导员，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劳动有多么繁重，她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气，手上起了湿疹，姑娘们都很年轻，洗衣机也没有她们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