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曾得以幸免。不过，得到幸免的人也好，未能幸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终归是—样的，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使你惊叹不已的人们的共性，它本身也成为忍受一切、战胜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对未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后来有人说，我父亲留在敌后执行任务了。谁也没要求我们留下来，是我们主动要求留下的。我记得当时一点都不惊慌，有的只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确是没有惊慌。人人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说，“就在德国人入侵的当天，父亲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很想干点什么，表示抗议……”

　　在敌占区，勇敢精神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桌子上摆着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着感人的故事——这是农民千方百计搞来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也是他们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游击队的女政委，曾在戈麦尔州二二五团任职。她说：

　　“全体人民都在支援我们。要是人民不支援我们，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有时他们流着眼泪，但毕竟还是把最后的东西贡献了出来。他们这样说：

　　“‘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胜利。’“他们把粮食全献了出来，连最后一点小土豆也倒出来。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啊……’他们常常哭，我们也哭。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夜里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为了把一小块面包送给游击队，就会遭到枪杀。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这一家人就会被枪毙。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儿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给所有在后方供我们吃穿的妇女们授予一枚什么奖章。我至死也不会忘掉她们……

　　“战后我遇到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伦苔。她问这问那，缠着我一口气跟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当年我们在森林里不是住上一天两天，而是生活了好几年，她对这些很好奇。人们彼此是怎样相处的?这战争，这战斗，这惨剧——是怎样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怎样影响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的?她听后，对我们游击队员的人格大为惊讶。她说，这样的人当然是无从战胜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回忆说：

　　“我第一次收到给我送来的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她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后来我想运她到游击区去，但她不愿意走。她说；‘我丢不下薇拉。’就这样，她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