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只是我母亲一个人有这种痛苦吗?

　　“我们曾经救起过一位妇女，她神智恍惚，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尽管觉得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迷信这是在阴间的感觉。我们使劲掐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智，她对我们讲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大点儿的孩子枪毙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划着说，把孩子扔掉，我要开枪了。她使劲把孩子摔在地上，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在阴间。我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活了下来……”

　　德国法西斯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敌人实行着残酷的法律，他们以为，这法律能够使人们仅仅剩下一种生物的本能和欲望——活下去！可惜，希特勒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虽然机关算尽，却就是想不到，一个母亲会做到把炸弹藏在自己小女儿的裙子里，一个父亲在不能亲自去牺牲时，便毅然牺牲了女儿的生命，而一个女儿本来能够救出自己母亲的生命，却为了拯救大家的生命，拯救祖国的土地，而献出了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人的精种力量，这是敌人无法估计的，它虽然属于思想范畴，但正象后来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它又是最富于物质力量的，哪怕是在诸如战争这样粗暴而残酷的物质世界里。

　　……在威帖布斯克州戈罗多科斯克区卡毕歇村，雅修凯维奇一家人沉静而幸福地接待了我。“对于孤独者，客人就是太阳。”——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请我坐到她女儿的病榻边。他按照老年人的习惯忙碌着，不知该怎么招待我才好。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他不要为我而张罗。

　　主人的回忆是不慌不忙的，如同这家人整个儿的生活风格。如果女儿忘了什么事儿，父亲就提醒她一下。

　　下面就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游击队彼特拉科夫支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说：

　　“我的儿子们当时全部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他们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烧死在自己家中，太惨了，活活烧死了。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象一根蜡烛，直到被烟火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仿佛觉得那是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玛丽亚接着说：

　　“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几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叫醒爸爸，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再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孩子，不太引人注目。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我记的是敌人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载的是坦克，有时是载着士兵，军列源源不断地通过。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出村子，要悄悄到森林里去，游击队在那儿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我看到爸爸在院子里徘徊，心烦意乱……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傍晚突然长出一脸硬硬的黑胡子。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

　　“我去了，悄悄地穿过林子。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说真话，我很怕黑。但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我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

　　“清早，我开始发高烧。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别无它法。医生也找不到。从那以后，我的两条腿就不能走路了。战后做了十次手术，还住院治疗过……全无济于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我妻子是两年前去世的。她临死时神智还很清楚。我看到，她原谅了我的一切。但我知道、女儿玛丽亚那件事她仍不肯原谅我。既不原谅我，也不原谅自己。她就这么死去了……”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陪我走着一条绕弯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车站。我们路过一片春花盛开的花园，他告诉我：“这是我在战争中栽下的。当时人们在死亡，我却仍然种花。我爱生活……”如今花园很茂盛，只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却白得令人心痛，它们太象主人的满头银发。

　　几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惊的内容：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遭际，战争也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于死地，可是却找不出一个逃脱战争伤害的家庭，尽管在战争初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