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沉默。监控摄像头的红灯亮着，像一只不会眨眼的眼睛。

“第三件事，”林浩深吸一口气，“我找到了当年那个技术顾问的联系方式。他在加拿大，愿意配合，但要求豁免。王检察官他们在沟通。”

这是一个重要进展。如果那个人配合，追回资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你为什么这么配合？”小洁终于问出这个问题。

林浩沉默了很久，久到王检察官都准备提醒他时，他才开口：

“因为那天在会所，你看着我的眼神。不是恨，是……可怜。你可怜我。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成了自己最鄙视的那种人：让人同情，而不是尊重。”

“还有，”他继续说，“晨晨那幅画。王阿姨（邻居）偷偷拍给我看的，晨晨把我画栅栅栏里。我儿子觉得我应该被关起来。”他的声音哽咽了，“那我至少……至少要让他觉得，他爸爸做了错事，但最后做了对的事。”

小洁的眼泪落下来。不是为他哭，而是为所有破碎的、无法挽回的东西哭。

见面结束后，在走廊里，小洁对我说：

“寒，你知道吗？我现在不恨他了。但也不爱了。就像对一个陌生人，有点同情，但无关痛痒。”

“这是好事。”我说，“恨太消耗能量了。”

“但我怀念那个还会恨他的自己。”小洁看着窗外，“至少那时，情绪是强烈的，活着的感觉是强烈的。现在……现在我只是很累。”

第二件事发生在几天后。

小洁在公司收到一封匿名信。没有邮戳，是直接放在她办公桌上的。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晨晨幼儿园门口，放学的场景。晨晨被画了一个红圈。

没有文字，没有威胁。但意思明确。

小洁立即联系王检察官。警方介入，调取监控，但那段监控“恰好”损坏。幼儿园加强安保，王检察官申请了对小洁和晨晨的短期重点保护。

“这是警告。”王检察官说，“可能来自林浩当年的‘合作伙伴’，他们不希望案件继续深挖。”

“那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你们暂时搬离，去安全屋；二是加快进度，尽快结案，减少他们的顾虑。”王检察官看着小洁，“我建议第一条。”

小洁选择了第一条。但有一个条件：晨晨不能知道真相，只能说“去外婆家住一段时间”。

所谓的外婆家，其实是一个位于郊区的安全屋，简单但安全。小洁请了一周假，带着晨晨搬了过去。我每天下班后去看他们，带些日用品和玩具。

安全屋的生活平静得近乎诡异。没有网络，电视只有几个频道，手机信号时好时坏。晨晨最初觉得新鲜，像郊游，但三天后开始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想我的小床。”

“很快。”小洁总是这样回答。

在安全屋的第五天，小洁做了一个很长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