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总是从车站开始。

不是现代化的高铁站，而是九十年代那种老式火车站：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绿色油漆剥落的长椅，高高的窗户投下菱形的光斑，空气里有煤烟、汗水和廉价香烟混合的味道。

我坐在第三排长椅靠右的位置，膝盖上放着一个帆布书包——是我初中时用的那种，深蓝色，边角磨损，上面用白色涂改液画着歪歪扭扭的星星。我知道自己在等车，但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来。

然后阿远出现了。

他穿着我们初中时的校服——那套难看的蓝白运动服，袖子总是不够长，露出他细瘦的手腕。头发是少年时柔软的自然卷，眼睛很大，睫毛很长，看人时有种小动物般的专注。他十五岁的样子，一点没变。

“寒。”他叫我，声音也是记忆中的清亮，还没变声完全。

我抬头，心跳漏了一拍。不是心动，是那种见到本以为永远消失之物的震惊。

“阿远？”我的声音在梦里听起来很遥远。

他在我身边坐下，帆布长椅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我们肩并肩坐着，像初中时在操场看台上那样。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我记得这个细节，阿远总是很在意指甲卫生。

“你要去哪里？”他问。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车还没来。”

“我的车已经走了。”他说，语气平静，“刚才走的，去南方的车。”

我看向空荡荡的站台，铁轨延伸向雾蒙蒙的远方。没有火车，没有汽笛声，只有寂静。

“那你怎么还在这里？”

“因为想和你道个别。”阿远转头看我，眼睛里有种温柔而悲伤的东西，“我们好久没好好说再见了。”

梦里，我突然想起现实中最后一次见阿远的情景。那是五年前，晓君和阿妍彻底闹翻后的第三个月，我们几个发小勉强组织了一次聚会。气氛尴尬得像绷紧的弦，每个人都小心翼翼避开某些话题。阿远坐在角落，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看看手机。结束时，大家在餐厅门口简单道别，他说“下次见”，我回“嗯，下次”。然后没有下次了。

没有正式的告别，没有争吵，没有解释，就像温水慢慢变凉，等意识到时，已经冷得无法入口。

“对不起。”我在梦里说，不知道为什么道歉。

阿远笑了，那个熟悉的、有点羞涩的笑：“为什么要道歉？又不是你的错。”

“我让我们的友谊……慢慢消失了。”

“友谊不会消失。”他摇头，“只是变成了别的东西。像水变成云，云变成雨，形态变了，但还是水。”

哲学般的说法，不像十五岁的阿远会说的。但梦就是这样，会把记忆和想象、过去和现在揉在一起。

“我最近总是梦到你。”我说。

“我知道。”他点头，“因为你在想我。”

“我没有刻意想……”

“潜意识在想。”阿远伸出右手，摊开掌心，“看。”

我低头看他手心。掌纹很清晰，生命线很长，但中间有一段分叉。在分叉处，有一个小小的、发光的点，像袖珍的星星。

“这是什么？”

“缘分的结。”阿远说，“我们之间还没解开的结。”

我想碰那个光点，但手指穿过他的手掌，像穿过全息影像。阿远的身影开始变淡，像晨雾在阳光下消散。

“车要来了。”他说，声音也开始飘忽，“你的车。”

“阿远，等等——”

“寒，有时候告别不需要面对面。”他的笑容越来越模糊，“只需要在心里完成那个句子。我们都没说完的句子。”

“什么句子？”

他没有回答，完全消失了。长椅上只剩下我，和我膝盖上那个旧书包。

远处传来汽笛声。我该上车了。

然后我醒了。

凌晨四点十七分。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着冷光。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跳还没平复。那种真实的失落感——不是梦醒后的恍惚，而是确切的、沉甸甸的失去感——压在胸口。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梦见阿远了。第一次是在两周前，梦见我们在初中教室，他传纸条问我数学题；第二次是一周前，梦见高中毕业聚会，他喝多了对我说“其实我一直……”但话没说完就被别人打断；这一次，是彻站的告别。

每次梦醒，我都会打开手机通讯录，找到“阿远”的名字。最后一次通话记录是四年前，时长两分十七秒，内容是商量给晓君过生日的事。微信聊天记录停留在三年前，他转发了一篇关于老同学聚会的信息，我回“时间冲突，去不了”，他回“没事，下次”。

然后就没有下次了。

我没有删他的联系方式，但也不再联系。就像很多人一样，他成了我通讯录里的“僵尸好友”——不会删除，但也不再互动，只是在节日时收到系统群发的祝福，偶尔给对方的朋友圈点个赞，表示“我还活着，也知道你还活着”。

但这种表面的“还在”，和真正的“在”之间，隔着深渊。

我坐起身，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那本准备记录自己梦境的笔记本——小洁送的，扉页上她写着：“现在是你的故事时间了。”之前一直空着，现在，我翻开第一页。

笔尖悬在纸上，我犹豫着。记录他人的梦时，我是客观的观察者；记录自己的梦，却像在解剖自己的内脏，血淋淋的，难以直视。

但还是写了：

“丁未年八月初七，凌晨梦。老火车站，阿远十五岁模样。他说他的车已走，我的车还没来。他手心的光点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