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极度困难的时候或极度辉煌的时候。这说明王伟虽然把它当成一个笑谈，心里多少觉得还是有点诡异。

　　李佳麟说，天娱传媒一定能干出一些大事，但却又是一个短命的公司，它在外面的名声会很大，大得你现在都无法想象，但内部却很乱，各自为政、难以为继。

　　算命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们惯于给你一阴一阳两种说法，让你欲知的前景充满了可左可右、模棱两可的玄机，横竖都有他的道理。

　　在当时，王伟还不至于因此而五味杂陈，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不会听命于“大师”而停滞不前或打退堂鼓。再说了，不是还有个“外美”的光辉前景吗？又再说了，他只是一个副总，前面有一大串人在那里顶着。

　　王伟曾经找过很多朋友，求教新的公司应该怎么做。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说归说，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供操作的计划，当然更没有人替他们担当。王伟觉得，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两种结果，要么真的把天娱传媒做得风生水起，要么就被市场经济大潮的海水给淹死。

　　他和王鹏很快分了工，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在公司注册初期，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像隐身人似的，没有过多地抛头露面。

　　王鹏是董事长，由他当家主内，负责跟娱乐频道乃至湖南广电的沟通。王伟说，王鹏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这种分工使他不仅不用离开家，甚至还保持了电视台做企划工作时的上班模式，大多数时间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广电娱乐频道办公室，很潇洒的。

　　王伟负责在外面跑腿，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公司注册下来。

　　娱乐频道给了王伟8万块钱的筹备费用，包括公司的注册费、上海至长沙的往返费用、与天博宏达谈判的差旅费、公关费、住宿费、伙食费等等。这点钱在偏远的农村也许够建一幢像模像样的房子，但是在上海，要维持上述庞大的开销，很快就让王伟捉襟见肘。

　　但资金困难还不是主要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2004年4月8日凌晨三点，王伟带着当时还未婚的太太和娱乐频道的司机吴学文开着一个车况并不太好的东南freecar从湖南长沙出发，就像拙劣的影视作品常常用电闪雷鸣渲染主人公大起大落的饱满情感一样，那一路也是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正常情况下十二小时能到上海，结果他们整整开了十八个小时。暴雨及极低的能见度，加上又累又困，他们途径江西的时候几次车差点撞上高速公路的护栏。

　　传媒公司的注册流程很复杂，不能交给中介机构去办，因为有一些前置性的审批条件。简单地说，工商登记可以先办，但如果办不下来三证，等于与传媒有关的公司业务，一项也不能做。哪三证？其一，广告经营许可证；其二，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其三，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

　　还是举例来说吧。

　　先说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在审批的时候，首先必须有一个担保单位，这个担保单位还必须是由上海文广主管的。俗话说，熟人多了好办事，问题是那时王伟在上海一个熟人也没有，真的是两眼一黑。本来他也可以去找娱乐频道或通过娱乐频道找魏文彬和欧阳常林，动用他们的社会资源，但这不符合王伟的性格，真那样，一有一点事就找领导，那不等于是抱着别人的脖子下海吗？那算怎么一回事？

　　可是，事情又必须解决，怎么办？

　　王伟想到了一个最原始、最笨的办法，就是上网查上海文广下面的二级单位，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去，看有哪个单位愿意做他们的主管，只要对方松一点点口风，马上约好时间登门拜访。

　　后来有一个什么上海工程协会，终于答应愿意给他们做主办单位，双方谈定的价格是每年6000元的管理费。

　　办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似乎更麻烦一些，按规定，需要四个经纪人证。那时候公司就只有他跟王鹏两个人，哪里去弄四个经纪人证？王伟在湖南已考取了经纪人证，但上海根本不认，他们只认上海的证。怎么办呢？要么就在上海招人，要么就必须派人在上海考试。招人不可能，跟人家谈，人家动不动就要5000块钱一个月，四个人每月就是两万。公司还没注册，王伟不可能把钱花在这上面。那就考吧。但是，谁去考？在上海招人要花钱，在湖南招人带到上海去一样要花钱。为了省钱，王伟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她当时在湖南省衡阳市财政局工作，正经八百吃“皇粮”的，王伟硬是忽悠着让她把工作辞了。公司筹备组那时候还找了一个会计许珺，刚好她姐姐也在上海，就这样凑齐了四个人，读了两个月的书，通过考试拿了四张证。因为是自己的人，也就只花了一点报名费和考试培训费。

　　除了经纪人证和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其他的前置性条件还有很多，如基本的制作设备等等。当然这种设备可以租赁。公司是娱乐频道办的，但不可能把娱乐频道的设备搬到上海。王伟想到的变通办法是跟当地的电视台签订一份联合制作合同，设备由他们解决，拍不拍片先别管，先到工商部门蒙混过关再说。

　　办理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除了上面说的四张经纪人证，还要两个有六级外语证的员工。而办理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则要有五个高级职称的员工。那两个六级外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