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精明，别人能被你忽悠，证明他认可你的价值观或经营理念，合作的机会也就产生了。

　　上海的企业都不认天娱传媒，这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王伟不愿意承认自己设计的盈利模式出了问题。他不是一个轻意服输的人。他想让天娱传媒在上海企业眼里显得有媒体资源的优势。

　　他想到的办法是借船出海，像傍大款似的傍上上海文广。

　　王伟一开始就打了这个算盘，所以他特意为天娱传媒的办公室选址威海路，就在上海电视台旁边。他通过一层一层关系结识了上海电视台一个节目中心的负责人，电话约了好几次，对方终于答应在上海电视台内他的办公室见上一面。

　　上海文广很牛B的，进去需要经过几道关卡。王伟他们有台车，开车进去会显得有面子一点。为了节约成本，司机王戬把会计也带上了，准备顺道去税务局办事。事情巧就巧在当天正好车坏了，并且还坏在出门不远的高架桥上。当时上海有一个规定，外地车牌的车子到了某一时间就不能上高架桥了。王伟他们本来是因为赶时间违规上的高架桥，结果偏偏车坏了，那不是等着交警来罚款吗？那个车坏得还很有技术含量，不是熄火完全开不动，而是以每分钟一米的速度前进，像一只卖力的乌龟。叫不叫拖车是个问题，叫拖车，需要几百块钱，但也许可以避开警察；不叫拖车，除非出现奇迹，车滋溜一下开走了，否则就只有等着警察来罚款。结果是拖车到的时候警察也到了。

　　王伟留下王戬他们处理善后，自己跑步去上海文广（高架桥上打不到的士），第一道门岗就把他挡住了，大概觉得他约见的是领导，却是走路进来的，还满头大汗，差点没把他当成派发广告的。

　　王伟当时没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只有办公室电话，偏巧他要找的那人那会儿又不在办公室，门岗自然怀疑他了。后来几经周折，总算进去了。是你求着见人家，不仅不准时，还给人家添了那么多小麻烦，结果可想而知，王伟想借船没借到，想傍“大款”没傍上。

　　虽然公司人不多，但没有进项只有出项，也还是很容易让人心里发慌，表现之一是王伟每天不得不算小账，就是每一天什么事都不干，光房租、水电和员工工资要花多少钱。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

　　否定自己是痛苦的，再说王伟也不甘心，他决定去苏州、无锡和宁波试试运气。他手里带着几个光碟，是娱乐频道做的“超级男声”，那是他拿在手里准备跟那些个市电视台合作的项目。

　　运气没有光顾他。

　　上海企业不认天娱传媒，苏州、无锡和宁波的企业也不认。那些个市电视里的同行，有些人更是不讲面子，看过碟后满脸鄙夷：这都是什么呀，粗制滥造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广电的电视节目水平？

　　王伟被弄得灰头土脸的。

　　到这里，我不得不小小地打破一下时空秩序，因为很多事是交叉进行的。正在王伟在上海苦撑危局的时候，五月底，娱乐频道、天娱传媒在同湖南卫视欧阳常林台长、总编室主任李浩几轮沟通后，湖南卫视终于启动了2004年的“超级女声”。

　　关于“超级女声”的前世今生，我会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解说，现在让我们从中间说起。

　　王鹏知道王伟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一个电话把他调回了长沙。

　　在当时，没有谁能看到“超级女声”的前途，但王伟必须听从董事长的号令。他知道自己将行踪不定，不得已把怀有身孕的老婆和另外几个员工一起留在了上海，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他们颗粒无收、铩羽而归。

　　那个时候的“超级女声”是还没有变成凤凰的野鸡，娱乐频道非常慷慨地把它连同“超级男声”和“星姐”选美一起划给天娱传媒，也就是说，从制作到播出、到与人合作，都是天娱传媒的事。

　　天娱传媒要想盈利，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制作费，比如说台里给的制作费是50万，你能省吃俭用控制支出成本，结果只花了40万，你可以赚到10万元的差价，依此类推。所以，在湖南广电，栏目负责人或节目制作人是很有大权利的。第二，就是看你能不能拉来广告，比如说冠名、现场广告牌、植入式广告等等，有些企业拿不出或者不愿意出钱，出产品也可以，这有点像易货贸易。不过，有没有企业赞助节目都要播出，广告资源浪费了就浪费了，收到了实物，起码可以改善大家的福利条件。

　　那时是王鹏和王伟的蜜月期，大家是患难与共的兄弟，王鹏乐得把节目制作等一摊子事全部交给王伟。娱乐频道也很支持，要设备给设备，要人给人。娱乐频道当时有一个演艺部，王鹏挑了彭志坚、姜军、郭新等几个人配合王伟，其中姜军、郭新后来就加盟到了旧天娱传媒公司。

　　王鹏和王伟的想法很简单，他们也没有觉得“超级女声”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项目，如果能抠出一点制作费，再在每个省开个分赛区，找一笔冠名费，也许就能够把天娱传媒养活下去，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谋求发展。

　　那就先联系分赛区赛场吧，找当地的电视台合作，设备、播出频道、选手等等一切节目元素都在当地解决，天娱传媒只负责提供节目形式和组织实施，有点像技术入股。

　　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天了，领了任务的王伟从长沙坐首发航班直飞上海，然后去了苏州，接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