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如何做人。学生则毕生敬畏老师、忠于老师、关心老师的生活并忠于和关心老师的家属及其生活。

科举考试中考生和考官的关系则属于友谊关系中特殊的一类，尽管它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甚小，但是它对官僚政治却有着相当的影响。18世纪的官员、诗人袁枚，1768年在写给其考官邓时敏（1712—1775）的一首诗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他在等待发榜时极度痛苦、中试后又欣喜若狂和对录取他的考官的无限感激之情：

苦记戊午岁，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昏黑奔跹跹。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觥觥邓夫子，两眼秋光鲜。书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渊。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权？敢云时命佳，时命究谁宣？父母爱儿子，不能道儿贤。惟师荐弟子，暗中使升天！[50]

中试的考生把自己看作是录取他的考官的“门生”，称考官为“座主”[51]。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既不像师生之间那么严格正规，也不像朋友之间那么亲近随便。上述这首诗是事隔30年之后写的，可见，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通常是持续终身的。与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一样，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也可以下延和外延。“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孙。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学，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52]某一考官的门生，即使不是同一届录取的，也有共同的关系，有时还能互相关照。[53]

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信奉有来有往的原则。一个人受惠于人或接受了他人礼物，他就应该回报。这些往来被看作是“社会投资”，一个人如果不遵守这一社会均衡原则，他就会被人视为缺乏“人情”，因为某些特定情况下的送礼、志贺和吊慰是感情的外在表现。这种观念对西方并不陌生，但它在中国社会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在更高更广的程度上为人们自觉运用着，并具有更大的影响。[54]

在中国社会，友谊有其固有的义务和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被普遍承认和接受。朋友应该是你的诤友，而你也应该接受他以朋友方式提出的批评。一个中国学者宣称，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争吵不是敌对间的争吵，而是朋友间良药苦口式的批评。[55]只要一个人是你的同年，哪怕你并不怎么认识他，他也有权利请求你的帮助。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不论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是通过有影响的朋友给予帮助。中国小说《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穷书生得到富裕朋友和座主帮助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帮助既有赠送钱财供其读书的，也有给有影响的人物写信荐举其人的。[56]“朋友原有通财之义。”[57]如果你的座主、朋友的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遇到了麻烦，你又正好处于能够给予帮助的地位，那么，帮助他们便是你的义务。这种情形可以从《儒林外史》中的一件事看出来。有一位沈小姐，一个淫棍原答应娶她为妻，可实际上却把她纳了妾，于是她便从淫棍家逃走了。淫棍告到官府，她终于在另一个县被捉住了，被带到那个县的县令前办理引渡。“那知县与江都县（案发县）同年相好，就密密地写了一封书子，装入关文内，托他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因为该县令在审问她时，她的诗才、她的高风亮节以及她与社会名流们的交往，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而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请求他的朋友将她开释，他的朋友确也照办了。[58]

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朋友比没有家庭还要不幸。一个人若不幸没有朋友，不但孤独寂寞，而且遇到困难时无处求援，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没有人相助。19世纪末的辜鸿铭，是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供过职，超然物外而为人刻薄，从来没有取得过什么大建树。他是这样解释其原因的：

丁未年（1907），余随张文襄入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今入都，已拜客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59]

和家庭一样，朋友也是一个人进入仕途的一个门径。尽管官僚政治的清规戒律和科举制度力图使得官员的任用尽可能公正无私，但是个人因素在官员的任用上仍起着轻重不同的作用。正像罗伯特·马什（Robert Marsh）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官僚政治下，升官晋级靠的是资历和政绩，一般说来，这些准则是成功地得到了维持的。[60]然而，一旦需要在两个条件相同的候选人中只能选择一个时，任人唯亲的因素是不会彻底根除的，这在判定官员以往的政绩和批准提升他们方面也是一样的。[61]在包容一切的官僚政治和特定的社会之间的较量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另一方，因为人们是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中，并通常遵循着孔夫子的教导而不是法家的教导。“周公谓鲁公（周公之子）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62]

在政府中，同在社会上一样，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安排上不照顾亲友，人们就会说他没有一点儿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