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社会冲突的氛围中，最需要的保护就是对付仇人的诬告、官吏的勒索和官府的摊派。曾长期供职于中国海关的马士（H.B.Morse）声称，19世纪的中国有三类人：守法者、违法者和被诬告者。[72]尽管法律禁止造谣、诬告，但这是报复仇人普遍使用的手段。即使诬告最后被揭穿，被诬告的人如果没有被处死的话，通常也已经是经济上倾家荡产、身体上备受摧残了。此外，还专门有一种人，叫做“讼棍”，以制造事端、引诱人就本不存在的冤屈去打官司为业。[73]对付这种讼案，最好的办法是有朋友身居高位，或是朋友的朋友身居高位。身居高位的朋友还能使你免去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或正直官吏的正确起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你本人就是官或是士绅阶层的一员，否则，是某一位官或士绅的亲密朋友也行。“只要有通过科举正途得到的而不是捐来的官衔，你的地位就会使你免遭下级官吏及其属员的骚扰，县官也不敢以人格侮辱或肉体惩罚威胁你。”[74]在中国小说《红楼梦》中，有人建议一个年轻的官员抄留一份“护官符”：

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75]

各省会馆和行会之所以建立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保护”。人们客居异乡，觉得需要有个组织来保护他们，以保证他们不被当地人欺侮。而且，在这两种组织里，会馆的馆长和行会的会长总是由某一位身居官位、又负文名的人来担任，以便他能在官场中代表他们。[76]他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地方官说话，会用正确的格式写公文，还能利用其影响为卷入官司的成员说情开脱。在行会中，不论是本地的行会还是区域性的行会，总有其成员是否在生意中得到公平待遇的问题。中国人做生意的态度是，总量是一定的，一方得的多了，一定是由另一方的相对减少抵消了。如果他们是客居异乡，在行会中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够依靠成员们的集体力量来保证他们不受当地税收部门的歧视；如果他们是在本地做生意，就能保证不让无照经营者、营私舞弊者和出售质量低劣产品者攫取他们的利润。

中国社会中还有某些既不同于友谊也不同于家庭、会馆或行会的人际关系，如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在这种性质的关系中，“感情”充当了提供保护的工具。[77]这里，“感情”的意思相当于英文的“affection”，这个概念表明，这种关系是相互的。[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