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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曾国藩维护儒家秩序，支持现行制度，但他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官僚政治体制的庸劣无能。他常常告诫僚属们要在地方上、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筹划解决问题的方法。曾国藩甫任两江总督，便致函江西巡抚毓科云：“银饷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或挈列敞敝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发。”[41]又例如，有一次左宗棠想奏调驻江西蒋益澧军赴安徽以助曾国藩，曾国藩乃致书左宗棠，谓：

芗泉（蒋益澧）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刘长佑）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嫌隙，可为鉴也。[42]

此信的结果是左宗棠听从了他的劝告，以密友的口吻函商刘长佑，蒋益澧及其军队得以被放行。此前，曾国藩曾通过官方渠道想迫使刘氏这样做，但没能成功。[43]

上述事例表明，1860年后曾国藩的地位并不是高高在上，只是在同僚中位居首位而已。各将军督抚均视自己的军队为私人所有，满怀警惕地把着不放。就饷源而言，亦是如此。同治（1862—1875）初，曾国藩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各自军队上疏争饷，以至长期交恶。[44]朝廷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而不是用它的权力发号施令去冒由于得罪一方而失去其支持的危险；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想见，朝廷担心地方权力的增长，为控制之约束之，它甚至有意制造地方之间的矛盾，作为其分而治之政策的一部分，考虑到地方官员各有权力、相嫉相妒及朝廷的态度，谕旨在解决矛盾方面几无作用，使轮子得以运转的真正动力是交谊。[45]

除去使军事成为幕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但实际上却只是复活了中国历史上早期情形的现象，即曾国藩实行养士之风。与本书第二章描述过的县级幕府和州级幕府相比，曾国藩的幕府更像汉代的幕府，幕中聚集着各种各样的饱学之士。一个幕府的趣味决定于幕主的品性，正如《中庸》所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46]正是由于曾国藩儒学素养深厚、位高权重、笃学好士及其对自强之术的兴趣，吸引了同时代的杰出之士争趋入幕。1863年容闳曾会晤曾国藩，他是这样描述曾幕的：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47]

这种幕府并不是曾国藩的独创。清代前期，有权势的地方官员如毕沅（1729—1797）、[48]朱筠（1729—1786）[49]和阮元（1764—1849）[50]均有好士之风，将各类人才罗致入幕；[51]但是曾国藩在1860年之后有这种品质、也有这种权势与影响将其幕府发展到一种真正独一无二的境地。在清王朝江河日下的时代，其他大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辈，亦以其幕府而闻名，但是他们的幕府不过是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却从未达到如此宏伟的高度。

曾幕所从事的活动范围宽广而且纷繁多样，既有功利性的，又有学术性的。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充斥着残忍与杀戮、自我牺牲和自我反省的时代，曾国藩的幕友们被要求竭尽全力而为之。由于“军书辐辏”，[52]文案们昼夜忙碌不停，以保证军情急报的收发，因过劳而病亡者有之。[53]赈济由战争、饥荒、瘟疫及洪涝引起的灾难，[54]以及征收赋税、清除贪官污吏，这些都检验着幕友们的智谋。[55]在奋力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的同时，曾国藩也关心着人们的思想，积极支持人们进行对孔孟之道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他的幕友编辑了新版的经书和史书，[56]由曾国藩自己印行。[57]幕友们还与幕主一起举行非正式的消闲性文学聚会。[58]负责军事的幕友不仅要训练士兵、带兵打仗，还要为军队筹集粮饷，[59]为内河水师规划章程、招募水勇、建造战船，[60]筹划后勤供应和武器装备，处理军事行动中那些难以数计的文件。[61]尽管事务繁重，迫使某些幕友不得不再为自己聘幕友，[62]但曾国藩仍一派儒雅气象，在幕中豢养食客，这些食客不被分派任何具体职责，并且来去自由。[63]

曾国藩主要幕友的名单及其大致职掌如下：治政务者有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何璟、倪文蔚、方宗诚和萧世本；治文书者有许振祎、罗萱、程鸿诏、柯、向师棣、孙衣言和黎庶昌；出谋划策者有郭嵩焘、左宗棠、陈士杰、李鸿章、李鸿裔、钱应溥和薛福成；治水师者有彭玉麟和杨载福；治陆军者有李元度、唐训方、刘蓉、吴坤修和黄润昌；治军饷者有李瀚章、甘晋、郭崑焘和李兴锐；而吴敏树、莫友之、陈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唐仁寿和刘毓崧均为文士游幕；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和容闳则竭力尽虑于自